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
第一首“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身陷贼中的唯一念想和寄托,就是行在中的唐肃宗了。《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杜甫虽不是圣人,但“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评价杜甫语),却不得不说是圣人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于身陷贼中之际依然西望行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围抵达,但现实却是音尘不到,无人却回,即没有退回之人。长安本是沦陷区,帝王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自蹈死地,却不知沦陷区依然有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眼穿”就是成语“望眼欲穿”之所本。对着西下的落日,杜甫只能在沦陷中深情凝望。“落日”既暗喻西面的凤翔行在,也暗指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寒灰”同用两个典故,一个是庄子的“形故可如槁木,心可如死灰乎?”表现自己绝望的心理;另一个则是《史记·韩安国列传》中“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曾经坐牢被狱吏折辱,韩安国说:”你认为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狱吏说:”死灰复燃,就用尿浇灭。“后来韩安国出狱后做了大官,遇见狱吏后笑着说:”你现在可以用尿浇灭了。“狱吏大恐。杜甫用”死灰“的典故,表现的是自己仍有”复燃“的可能,绝望中仍有希望。”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茂树“又作”雾树“,在”雾树“的导引下,终于望到了凤翔周边的连山,对此杜甫如何不激动?但杜甫却忽然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激动,却写自己的故旧亲朋对自己的惊讶:老了,瘦了,但总算从沦陷区活着回来了。通过他人之口来对自己做一个评价,这是诗人高明的地方。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先追忆曾经在沦陷区四面胡笳的悲怆,和长安汉苑在铁蹄下凄凉残破的惨状,再感慨生还之不易。虽然基本脱险,但杜甫仍觉侥幸,将脱险之后仍视作“生死悬于顷刻”(仇兆鳌语)的“暂时人”,这既是自怜,又不乏自嘲。杜甫找到了“组织”,自然万分欣喜。“司隶章初睹”虽不算警句,然也化用了南朝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一语,可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的特点。“南阳气已新”同样用典,《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以望气者(观察天象的人)见王者之气之喜,代指自己接近行在和国君之喜。“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是杜甫诗歌常见的以悲写喜之手法。激动得沾巾,喜不自胜,溢于言表。高步瀛评道:“五六句明写达,暗写喜,七八句明言喜,反说悲而喜弥甚,笔弥幻矣。”杜甫诗歌的艺术,就在于曲折地表现原本简单的感情。
第三首开头劈空而至。一开始便假设了自己的死,死且无人知晓,是多么的惨淡,但未曾想到自己居然生还,足堪“自怜”。而“犹瞻”再次表达杜甫的“侥幸”和欣喜。“影静千官里”指自己暂时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和众朝臣一样侍奉天子,王夫之评价此句“写出避难仓皇之余,收拾仍入衣冠队里一段生涩情景,妙甚。非此则千官之静,亦不足道也。”“七校”是汉代的七种校尉,这里也代指朝廷百官。而“心苏”一个“苏”字更是振起全篇。最后“新数中兴年”既是对自己报效朝廷的期望,也是对朝廷能够自振的期望。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