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这首词的前两句“纤月黄昏庭院,语密翻教醉浅”是对往日感情的回忆。那个时候,正好是黄昏,一轮新月笼罩整个庭院,虽然没有落霞孤鹜,却有长天秋水。词人十有八九是因为心有牵绊,所以就借酒消愁,但是恋人却翩然而来,悦然相伴,说着绵绵的情话,情意真是缠绵,原本浓浓的醉意都被这些缠绵给驱散到九霄云外了。这回忆的甜美,如饮醇醪。这大概是那些富贵人家原本就有迟眠晏起,俾昼作夜的好习惯,况且纳兰性德是个公子,白天要在书房读书,要学习骑射,放学归内时,差不多天色已晚,因此所写诗词都以“夜景”居多。
后面一句“知否那人心”把词人从美好的回忆里带到了残酷的眼前。真不知道离别后,恋人心里怎么想,说不定早就把自己忘了,虽说“旧恨新欢相半”,事实上很有可能迷上新欢,而忘记旧恨。这里仿佛句句都是埋怨的语气,声声都是质问了。有道是多情自古空余恨,埋怨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词人只好幽独孤单,相思彷徨,以泪洗面而不能入睡。
““红泫”二字足以看出纳兰性德思念之孤楚。描写恋人约会只用了“纤月黄昏庭院”六个字,描写被抛弃的悲哀也只用了“珊枕泪痕红泫”,可以说简约精练到了极点。整首词词人之悲伤已自不待言,然而亦是空惆怅,徒奈何,所以只能对浩渺苍天发一声:谁见?谁见?以决绝之问收尾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