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拈针线还逢社。斗草赢多裙欲卸。明朝双燕定归来，叮嘱重帘休放下。
忌拈针线还逢社。斗草赢多裙欲卸。明朝双燕定归来，叮嘱重帘休放下。
词的上片，词人开门见山地表述了他与好友聚少离多的现实，所以分别的时候二人愈加地难分难舍。“盼银河迢递，惊入夜，转清商。”一个“盼”字，写出了容若与友人的期待。只可恨“天有不测风云”， “惊入夜，转清商”，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随风而至，一个“惊”字，语意突转，尽显出乎预料之意。“盼”与“惊”形成鲜明的对比，词的感情也由美好的期盼陡然直降，成了失落。“乍西园蝴蝶，轻翻麝粉，暗惹蜂黄。”这场雨来得真的是太突然了，连院子里的蝴蝶都没有准备好，吓得四处翻飞，扑棱着翅膀，鳞粉也飘落下来。一不小心，又惊到了无辜的小蜜蜂。这样一来，园中蜂飞蝶舞，一片慌乱景象。这个气候真是变化无常，明明之前还是晴朗温暖，一瞬间就变得风雨交加、阵阵凉寒。这雨浙渐沥沥的，连绵不绝下个不停，而且点点滴滴，敲打着心房，缠绵着柔肠。“甚丝丝、点点搅柔肠”，夜雨愁人，上天看到世间的悲苦，流下眼泪，化作雨水，洒落在人间。如果说之前容若还在隐忍着离别的伤心，这一句开始感情便出现了波澜。“应是登临送客，别离滋味重尝。”是送友远行，再一次尝到了离别的滋味，再一次忍受相思之苦。一个“重”字真是尽显无奈与怨恨。
到了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开始嘱咐好友要努力加餐饭，在桂花飘香的时节要如约归来。“水墨画疏窗，孤影淡潇湘”意境很是空淡疏缈。潇湘和下片开头“疑将”连在一起看，秋夜雨洒落在疏窗上，那雨痕仿佛是屏风上画出的潇湘夜雨图。“潇湘”二字本就是离愁别恨的代名词，在这里无非是纳兰心事的一种寄托。“倩一叶高梧，半条残烛，做尽商量”，这句子纳兰说得婉转，窗外夜雨梧桐、屋内泣泪残烛，怎不让人伤神。因此纳兰说，能否请梧桐和灯烛细做掂量，莫要此时再添人愁绪。“荷裳一被风暗剪，问今宵谁与盖鸳鸯”，已至秋天，荷塘自然也是一片萧索，此情此景，像极了李商隐那首《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里的句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到了“从此羁愁万迭，梦回分付啼萤”，纳兰终于将“送别”二字明写在了词面上，“雨夜”“寒蝉”渲染了离别的气氛，离别后，愁惰万叠，只恨造化弄人。词人把这样的话放在词末，惜别离愁之意溢于言表。
全篇都围绕着“立秋”和“夜雨”展开，从景物着手，用景物烘托，营造离别的氛围，悲凉凄切之情更为细密深透。
这首咏物诗热情赞颂了松树不畏严寒，不惧满雪淫威，刚劲挺拔，四季葱翠的高尚品格，对艳丽一时花开易谢的桃李给予辛辣的讽刺，寄寓了诗人高远的政治抱负，表达了对社会上庸俗浅薄之徒的鄙视。此诗虽非上乘，但仍清新隽永，颇有韵味。
诗人同情小松的“寂寞”：在阳春三月桃李争艳的季节，它孤独地挺立在庭院中，被人冷落。诗人又赞赏它的无私：在盛夏炎日中，它默默地以“细叶轻荫”给人们带来满座的清风。诗人更欣赏的是在那满雪凛冽的严冬，它非但没有枯黄，倒愈显得郁都葱葱。
开篇这四句，通过对小松四时遭际的描绘，写出了它坚贞挺拔、不随流俗、傲满斗雪的风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咏的不是繁叶如云盖，老枝似盘虬的老松，而是一株枝叶未茂的小松，因此诗人很精心地用一“秀”字来形容它，令人想到其枝干的纤细，柔韧，犹如一位英俊少年亭亭玉立于庭院之中。同样，以“细”状其叶，以“轻”状其荫，都是抓住了小松不同于老松的特征而加以刻画的。从“秀”、“细”、“轻”这几个字眼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爱怜之情。
后面的四句写诗人对小松的殷切期待：百花虽盛，但好景不长。花开花落，“一年几变枯荣事”。而小松独耐寂寞，不管春风秋雨、夏炎冬寒，锤炼其坚贞之性。待到它长成百尺苍松之时，即可成就其栋梁之功了。百花本是“一岁一枯荣”（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而诗人在这里却说“一年几变”。这是夸大百花“枯荣”之易来强调小松成材之难，以百花之“变”来反衬小松之坚定。
最后，诗人对那些不知“怜”松、只会赏花的“西园车马客”说：“等到雪飞满落的季节，百花纷纷凋零，你们将感到悲哀失望了。”语气间充满了对小松必定成材的信心，“怜”松之情溢于言表。
在表现手法上，此诗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对比手法的运用。诗中以桃李春日之盛来衬托小松的“孤秀”，以桃李冬日之“摇落”来衬托小松的“青葱”，以桃李的“枯荣事”来衬托小松的“柱石功”，使小松的刚劲挺拔、生动勃勃表现得格外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
清代王士祯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带经堂诗话》）。此诗全篇八句，未着一“松”字，却句句写松，不仅写小松的形貌，还写了小松的品格、精神，更妙的是还通过写松来写人。反复吟诵，字里行间仿佛挺立着一个抱志守节，傲岸不屈的正人君子的身影，在他的周围是一群趋炎附势的西园赏花客。“怜”松即怜人也。似彼似此，不即不离，正是此诗艺术表现的高妙之处。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往迎来，而是送僧人归山。这首诗前两句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理应不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末两句写诗人对方外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这首诗语言妙趣横生，闲散淡远，构思精巧。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云”与“鹤”本来已不是俗世凡物，何况还是“孤云”与“野鹤”，这样超尘脱俗之物在人世是留不住的。因此诗人诙谐地说：“岂向人间住。”尘世难留方外高人。方外高人理应去深山古刹，静心修炼；因此，上人归山，恰得其所，理应祝贺，不该作儿女之态，像俗人那样依依不舍，甚至怅惘无极。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是对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不少僧人爱住名山宝刹，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扬名，然后接近权贵，以求闻达于皇帝，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这与假隐士走终南捷径的手段相似。“莫买沃洲山”，暗寓出沃洲山名声太大，人们都知道那地方，会影响修行，会成为走“终南捷径”的人。这后两句与裴迪《送崔九》的后两句：“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是同一用意，但此诗说得更直率。由此可见，作者与上人的关系亲密，可以直接规劝，所以吴瑞荣在《唐诗笺要》中说：“索性勉其入山之深，是何等交谊？”
观此诗作，写得妙趣横生、闲情逸趣，流露出诗人很看重灵澈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境界，向往隐居深山之中，却规劝方外上人要另觅他处，“莫买沃洲山”，表现出诗人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领悟真隐和假隐之真谛，莫隐居变成趋时，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