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共三首,其中第三首(“三日入厨下”)最受推崇。下面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兼诗学分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余恕诚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新媳妇难当”——在旧社会人们普遍有这种看法。但也有些新媳妇在令人作难的处境中找到了办法,应付了难局,使得事情的发展带有戏剧性,甚至富有诗趣,像王建的这首诗所写的,即属于此类。这也是唐代社会封建礼教控制相对放松,妇女们的巧思慧心多少能够得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映。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古代女子嫁后的第三天,俗称“过三朝”,依照习俗要下厨房做菜。“三日”,正见其为“新嫁娘”。“洗手作羹汤”,“洗手”标志着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在婆家开始她的劳动,表现新媳妇郑重其事,力求做得洁净爽利。
但是,婆婆喜爱什么样的饭菜,对她来说尚属未知数。粗心的媳妇也许凭自己的口味,自以为做了一手好菜,实际上公婆吃起来却为之皱眉呢。因此,细心、聪慧的媳妇,考虑就深入了一步,她想事先掌握婆婆的口味,要让第一回上桌的菜,就能使婆婆满意。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是多么聪明、细心,甚至带有点狡黠的新嫁娘!她想出了很妙的一招——让小姑先尝尝羹汤。为什么要让小姑先尝,而不像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那样问她的丈夫呢?朱诗云“画眉深浅入时无”,之所以要问丈夫,因为深夜洞房里只有丈夫可问。而厨房则是小姑经常出入之所,羹汤做好之后,要想得到能够代表婆婆的人亲口尝一尝,则非小姑不可。所以,从“三日入厨”,到“洗手”,到“先遣小姑尝”,不仅和人物身份,而且和具体的环境、场所,一一紧紧相扣。语虽浅白。却颇为得体,合情合理。新娘的机灵聪敏,心计巧思,跃然纸上。“先遣小姑尝”,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沈德潜评论说:“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
《新嫁娘词》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这些,但是要直接就写这些入诗,则不免带有庸俗气。而在这首诗中,因为它和新嫁娘的灵机慧心,和小姑的天真,以及婆婆反将入于新嫁娘彀中等情事联系在一起,才显得富有诗意和耐人寻味。
像这样的诗,在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和把握有诗意的题材方面,似乎能够给读者一些启示。
读这首诗,人们对新嫁娘的聪明和心计无疑是欣赏的,诗味也正在这里。新嫁娘所循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推理过程:一、前提:长期共同生活,会有相近的食性;二、小姑是婆婆抚养大的,食性当与婆婆一致;三、所以由小姑的食性可以推知婆婆的食性。但这样一类推理过程,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和诗相结合。像有人在笺注此诗时所讲的:“我们初入社会,一切情形不大熟悉,也非得先就教于老练的人不可。”(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
全词以飘泊的柳絮自比,抒发了林黛玉寄人篱下感怀伤逝的悲苦之情。这首词以“粉堕’‘香残”开篇,借柳絮的飘零映射自身的漂泊;用柳絮的“逐对成毡”对应自身团自缠绵而伤心绝望的爱情。过片将愁生白发的郁闷移注给柳絮。移情于物的运用有力烘托了“我”的哀愁。结尾在“凭尔去,忍淹留”以及“谁舍谁收”的无奈叹息中道出了自身的凄惨结局及其周围人物的冷酷无情。自比柳絮,托物感怀,物我交融,意蕴浑厚。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两句均非实指其事,而是即景吟咏,但已将眼前的景和心中的情融合在一起了。《大清一统志》称:“百花洲在姑苏山上”,黛玉正是姑苏人。而燕子楼的典故又常被前代文人用来泛说女子的孤独悲愁,与黛玉以泪洗面的心境相合。因而这两句的自况之意十分明显,她 以“粉”、“香”暗指自己人格品质的洁白与芬芳,而以“坠”、“残”隐喻自己任凭命运簸弄的不幸。
“一团团,逐对成球”,既是写眼前柳絮粘连飘飞的实景,又语带双关,暗示出自己渴求和珍视的爱情。宝、黛二人情投意合,以心相知的爱情给黛玉以慰藉,但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痛苦。他们的爱情没有得到家庭统治者的认可,缺乏稳固的现实基础,随时都有被牺牲的可能。这与漂泊无定的柳絮多么相似。想到这些, 黛玉不禁发出“飘泊亦如人命薄,团缱绻,说风流”的悲叹。这表面上象是说柳絮命薄,随风飘流,实际上却是自叹命薄,担心情好虽难分,心事总成团。
下片的自伤之意就更浓了。黛玉曾自称“草木之人”,而此处则承接上片嗟叹命薄的愁苦之情径说:“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看似写杨柳草木之质也知愁,当美好春光即将结束的时候,白茫茫的柳絮挂满树冠,犹如愁白了头;而诗行后面却透露出自伤青春终将逝去的哀怨之情。她感到自己和柳絮一样无法逆料最终的结局,因而“叹今生、谁舍谁收!”柳絮飘坠, 无人收拾自比。如果说飘流无依的不幸已经苦不堪言,那么,与知己的生离死别则将更会令人心碎。
“嫁与东风春不管”,既是说柳絮被东风吹落,春光不管;更是担忧自己将来不知被命运抛向何处,而知己无法过问。试想其时其境,相知无力保护所爱,也只能“凭尔去,忍淹留”而已。这种被强逼着割舍所爱的悲剧该是很凄惨的。
雪芹为黛玉拟的这首词以物我合一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而又浑然无迹,表现出精美的艺术技巧。无怪乎“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
这首讽刺追名逐利的小令,主题很传统。现红看来未免消极,不过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元朝的政治环境,对于像作者这样的汉人士子是很险恶的。自延祐年间正式开科取士到元末,汉人仅占文官总数的百分之四。汉人好不容易做了官,还要受到种种歧视与排挤。红这样的大环境下,就算是再热衷功名的人也要被迫“淡泊名利”了。这种感慨处世之艰,厌恶名利场、是非海,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主题,红元散曲中屡见不鲜。如马致远的“种春风二顷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四块玉·叹世》)白朴的“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阳春曲·知几》)等等;就算那些官运亨通的汉人,也会生出类似的情愫。如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卢挚,就发出“风云变古今,日月搬兴废,为功名枉争闲气”(《沉醉东风·叹世》)的哀叹,做到太子少傅的姚燧,同样有“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阳春曲》)的感慨。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二句,直接刻画出人们为求功名起早贪黑的情景。公鸡“初”叫,人们就急忙赶上追求名利的道路。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这种吵闹不亚于乌鸦争噪。一朝一夕,正如今天的早晚高峰,不过公鸡与乌鸦的嘶鸣换成了汽笛的尖叫罢了。“那个不去红尘闹”名利之路车马飞奔,卷起红尘滚滚,乌烟瘴气。“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红长安道”,长安道也就是功名之路,它是如此的遥不可及!正如唐宋诗词所言“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功名渺茫不可期,而韶华转瞬即逝,似乎今朝还是少年,明日便垂垂老矣!“山,依旧好”笔锋骤变,转为赞颂青山之美,十分突兀。而后紧跟的“人,憔悴了”四字,与子形成了鲜明对比。青山无论风霜雨电,都屹立红那里,不失自然本色。而人们为了功名利禄,戎马倥偬,风尘仆仆,渐渐失去了青春年华,甚至丢失了本心。如此人生,甚至不如青山上的一块石头,岂不可悲可叹!
纵观全篇,前面大半篇幅都红刻画追名逐利者的丑态与可怜。可临近结尾突出“山,依旧好”四字,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的平铺直叙以及下文的“人,憔悴了”四字形成鲜明对比。用大自然的永恒,对比人生的短暂。直扣心弦,发人深省,充满冷峻隽永之美。
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