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章中将苍蝇喻小人,铺叙苍蝇的三大罪孽,鞭挞小人的可恶、可憎与可畏,揭露谗言乱国的危害性。作者将深刻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激愤之情表现得更为深切,使情、事、理在强烈的形象性与和谐的音乐性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在耐人寻味之中发人深省。
《憎苍蝇赋》是一篇徘赋,篇幅不长,虽然仅五个自然段,但却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情绪显露明白无遗。整篇赋的结构比较简单,呈现近乎“总——分——总”的结构特点,线索也较为明确,以对苍蝇的厌恶之情为全文的发展脉络。
赋的首段写了苍蝇是个微物,不像蜂虿那样有毒尾,也不像蚊虻那样有尖锐的嘴,易于满足,但却不招人喜欢。作者在此便提出问题,并简短根据苍蝇不讨喜的习惯“终日而营营”进行了回答:“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将苍蝇的危害性质直接呈现给阅读者。文章紧接着便详细地将苍蝇的三大害处逐一铺叙开来,通过苍蝇给人们造成危害的具体描写,更进一步地将厌恶之情具体发泄出来。其一害是,在华屋广厦之下,扰人美梦,致僮仆“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使人不得安歇。一句“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道尽了无法舒适进入梦乡的无奈。其二害是,人们在峻宇高堂之上设宴款待宾客时,因苍蝇的沾染而使众宾客无暇清谈,惊惶失措,“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的慨叹便是由此顺然发出。其三害是,由于食物受到苍蝇的污染,致其淋漓败坏,结果妨碍了人们收藏美味佳肴,也使亲朋相聚无以为欢,只得败兴而归。这三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详细具体而又不显累赘,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文章最后讨论谗言乱国的危害性,同时正面痛斥小人之辈,指责他们说:“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 修国,诚可嫉而可憎!”给读者以讽喻之思,既表达了作者对那些谗言乱国之人的憎恶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全赋的主旨所在,讽刺效果非常显著。
统而言之,全赋小中见大,通过苍蝇具体害处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对苍蝇的憎恶之情,更是体物写志,将不讨喜的苍蝇比作是祸国殃民的谗人,隐喻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的批评和憎恶,及其作者对当时朝廷现实状况的不满。从这篇赋可以看出作者辞赋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以细小之物为赋的组织材料,而且思想含义深刻;此外,这篇赋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辞赋上的独特风貌。作者在学习前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又独创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并确立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主导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
通过描写精心装扮的采莲少女们在阳光明媚的春日里快乐嬉戏的旖旎美景,以及岸上的游冶少年们对采莲少女的爱慕。来表达 春日里,少年男女之间微妙萌动的爱情。以及诗人对时光飞逝、岁月不饶人的感叹,及对美景易逝的无奈之情,寄托着作者因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而发出的愁思。
首联是说溪边采莲花的女孩,隔着荷花谈笑风生,互相嬉戏,或是和风细雨,或是娇喘微微。荷叶田田,芙蓉朵朵,与春风满面的姑娘的粉颊交相辉映,正如王昌龄《采莲曲》中所道“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隔着莲花,似有似无的朦胧之美,意趣盎然,富有生活气息。“笑隔荷花”将采莲女纤手拨荷花愉快交谈的神态细腻的表现出来,生动形象。
颔联是说温和的阳光,浓抹的新妆,清澈的流水,风飘香袖的妩媚,勾勒出一幅清新明丽的采莲图,节奏轻快,活泼自然。采莲女不知是在挥手还是在故意摆弄,将香袖高举,河面倒映着采莲女精心准备的新妆,最是那一低头的闲花照水,露出她娇羞的神态,腼腆不胜凉风的吹拂,正如“照花前后镜,画面交相映”,人花难辨。这两句勾勒出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美好意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让人感受到一股勃勃生机,领略到采莲人内心的欢乐,所谓“菱歌唱不彻,知在此塘中”。
颈联两句写欢声笑语吸引了岸上的游冶郎,不知哪家的公子,三三五五、似隐非隐在垂杨下,我们可以想象出此时的采莲女面对岸边的游冶郎会有多么的娇羞,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心里怦跳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李白笔下的娇羞之态并未点明,只是从“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联想到的,有着明丽可人的浪漫情调,自有一种清新脱俗。诗人将她们置于青翠欲滴的荷叶丛中,又以游冶郎的徘徊搔首来衬托她们的娇美,使用乐府写罗敷的手法,从而更加委婉传神。
最后尾联则是说诗人骑着紫骝,马儿嘶鸣着,惊花,花落,空见那一份景色,使人凄怆断肠。这里充斥着诗人对时光飞逝、岁月不饶人的感叹,及对美景易逝的无奈之情,寄托着作者因怀才不遇、壮志难伸而发出的愁思,这与他平素洒脱自信、率真不羁、清新飘逸的风格有所不同,而以一种细腻温婉的笔触,引人遐思。“踟蹰空断肠”,似是断肠人在天涯,象他《月下独酌》中一身孤傲与月为伴,与影为伴,还是免不了苍茫寂寥、清绝孤独之感,一向大气豪迈的李白也有避不了的人生悲哀。
李白诗将吴越采莲女的娇艳清纯放在荷花丛中加以表现,又用岸上游冶郎的徘徊踯躅不忍离去反衬采莲女的魅力,描绘出明艳、活泼、大方的采莲女的新形象,语言如清水芙蓉,天然雅清,毫无做作,一气呵成,展示出诗人的姿态高雅、清新脱俗。弥补了六朝以来采莲女形象的苍白与虚饰。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