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柳营曲·叹世》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意。在元代，许多文人胸怀大志，但结果只是“白首蹉跎，失志困衡窝”，纵使才高如萧何，声名如廉颇，也得不到赏识重用，还不如赶快去往海滨山里，做一个快活渔樵，又何苦在这险恶的世道上，无端惹风波。以辛辣之笔，抨击统治者不能任用人才，反而使他们非逃即隐的黑暗现实。此作言词简短，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风格苍劲奔放。
此曲子以时间顺序先写青年时期摩拳擦掌，频磨剑锋，希望以后能出人头地，自古而来，胸怀负的男儿比比皆是。接下来写自己求仕未遂，到头来却落得抚摸铜镜，叹息白发如雪、岁月蹉跎，潦倒困顿在穷街陋室。又以廉颇和萧何的典故寄遇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说自己有廉颇一般的威名却无人赏识，有如萧何一样的博学却不得任用。而那些已经蒽名就的天下莘莘才士们，都争先恐后地逃往了海滨，归隐了山河，只因为仕途险恶，每每平地上便掀起了风波。
曲文的起首两句，塑造了诗人早年壮志满怀、意气风发的昂扬形象。再加上“古来丈夫天下多”，自许男儿、不甘人后的气概更是呼之欲出。然而紧接着的三句现实情状，却是一落千丈，“勋业频看镜”，“白发千茎雪”，这两句杜诗恰可作为此情此景的传神写照。这种大起大落，便带出了全曲的怨意；而前时的“古来丈夫天下多”，也就为将一己的哀伤扩展到“叹世”的主题作了铺垫。
七、八两句，慨叹入仕的艰难，为“失志困衡窝”的起由作了注脚。廉颇是七国争雄时代赵国的名将，《史记》载他“伐齐，大破之，取晋阳，拜为上卿，以勇力闻于诸侯”。晚年获罪奔魏，时赵王数困于秦兵，想重新起召，廉颇也壮心不已，在赵王使者前“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却不料因使者“一饭三遗矢”的谗言，终遭摒弃。萧何则以广有才学著称于史，为汉朝开国第一功臣。“有声名谁识廉颇，广才学不用萧何”，这正是贤愚不分、英雄失路的不合理情状的典型概括。
并未停留在怀才不遇的感慨上，又进一步触及了元代仕途的险恶，“廉颇”、“萧何”们“白首蹉跎”不算，还要逃海滨、隐山阿，而且是“忙忙”兼“急急”，逃隐唯恐不及。为什么呢？原来是“今日个，平地起风波”，灾祸大难随时都会临头。这就暴露出官场倾轧、伴君如伴虎等等的政治黑暗。这三句从入仕的艰难直接跳入入仕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的自嘲自解，但更多的是表现了进退失路的绝望。
此曲子夹叙夹议，艺术地概括了元代社会尤为严重的扼杀人才的弊政，以及官场的险恶难测，风格精警，把宦沉浮、仕途凶险刻画得十分深刻形象，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第一首诗从空间来写，把读者引入蟾宫阆苑。诗人首先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想”即像。“花”指牡丹花。读解这一句，是可以双解的，或者说，看见天边的云彩就想起杨贵妃的衣裳，看见娇嫩的牡丹花儿就不由得想起杨贵妃的容颜。诗人通过“云”与“衣裳”，“花”与“容”的相似性，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衣着的绚丽轻盈，容颜的娇嫩可人。也可以理解成衣裳像云彩一样轻盈，容颜像花儿一样美丽可人。无论那种解读，诗人都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和丰富的联想方法，形象而生动地描写了杨贵妃的富贵及其容颜之美。
接着写道：“春风拂槛露华浓。”“拂”即轻轻擦过。“槛”即花圃的围栏。“华”通“花” 意思是说，春风吹拂栏杆，露珠润泽花色更浓。“春风”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写自然环境之美，春天的风和煦的，暖暖的；二是暗示杨贵妃受到皇帝的恩宠，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一句表面描写了环境之美，其实暗示了杨贵妃春风得意状态。特别是诗人抓住了杨贵妃那似如花儿上沾满了露水一样泽润容颜来突出了内心的骄人之态。可以说，诗人在比喻中兼有夸张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放大了杨贵妃的娇态与大红大紫（“华浓”）的美艳。
第三句写道：“若非群玉山头见。”“群玉”即山名。“群玉山”指神话中的仙山。出自《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的著作），书中说，“群玉山”是西王母住的地方。这里以西王母居处来指代仙界，诗人借此暗寓杨贵妃美貌似天仙。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如此天姿国色似如天仙的女人，如果不在“群玉山头”见到你是见不到的这样的美人的。诗人把杨贵妃比作天仙。天仙美，本身就是朦胧之美，这样，给人留下了审美想象的空间。这一句是在上面把杨贵妃的玉颜比作花儿而的过渡到写人的整体。此时的杨贵妃真有飘飘欲仙之美。
最后写道：“会向瑶台月下逢。”“会向”即应在。“瑶台”也是西王母的居处。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那一定只有在瑶台月下，才能相逢。这一句还是写杨贵妃是天仙。这一句与上一句是相互联系起来的，一个是“见”，一个是“逢”，都有相遇的意思。二者之前用“若非”与“会向”相连，即“若非……会向”即是“不是……就是”之意。也就是说，杨贵妃不是“群玉山头”所见的飘飘仙子，就是瑶台殿前月光照耀下相逢的神女。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的字眼，映衬花容人面，使人自然联想到白玉般的人儿，又像一朵温馨的白牡丹花。与此同时，诗人又不露痕迹，把杨妃比作天女下凡，真是精妙至极。
第二首诗从时间来写，把读者引入楚王的阳台，汉成帝的宫廷。起句“一枝红艳露凝香”，不但写色，而且写香；不但写天然的美，而且写含露的美，比上首的“露华浓”更进一层。“云雨巫山枉断肠”用楚王的故事，把上句的花，加以人化，指出楚王为神女而断肠，其实梦中的神女，根本及不到当前的花容人面。再算下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可算得绝代美人了，可是赵飞燕还得倚仗新妆，那里及得眼前花容月貌般的杨妃，不须脂粉，便是天然绝色。这一首以压低神女和飞燕，来抬高杨妃，借古喻今，亦是尊题之法。相传赵飞燕体态轻盈，能站在宫人手托的水晶盘中歌舞，而杨妃则比较丰肥，固有“环肥燕瘦”之语（杨贵妃名玉环）。后有人据此说，杨妃极喜此三诗，时常吟哦，高力士因李白曾命之脱靴，认为大辱，就向杨妃进谗，说李白以飞燕之瘦，讥杨妃之肥，以飞燕之私通赤凤，讥杨妃之宫闱不检。但这种说法遭到很多学者反对。这些学者认为：李白诗中果有此意，首先就瞒不过博学能文的玄宗，而且杨妃也不是毫无文化修养的人。据原诗来看，有明显的抑古尊今之意。
第三首诗仙境古人返回到现实，点明唐宫中的沉香亭北。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