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史祖达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应属周姜这一流派。周邦彦秦观乃至柳永词都描写过歌妓,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
“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着,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
“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动作变化,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感受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问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下面递入遍访旧家门巷打探消息,与篇首暗中连接。浑灏流转,一气直下,转折处十分空灵。“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旧家,从前。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问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问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果然得到的消息,却是伊人随闲花的凋谢而消逝了。“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既是曲笔,将沉痛感情,曲曲传出;又是大笔,既小结前文,又包扫前文,截住感情的波涛,使未了之情,暂时煞住。其情之痛之切令人回味不尽。一结,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个特点。上片写最后访问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的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
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问,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想象的极大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问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此词气格之浑成,完全可以继承周邦彦。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精美的琉璃瓦上笼罩着雾色烟光,房檐历历在目,天气晴朗,柳絮满天飘飞。我急急来到她的闺房,不料人去楼空,只有锦瑟横放在琴床。我不禁黯然神伤,料想她在我离去后的苦况。一定是常常伤心流泪,常常抚琴弹瑟以寄托愁肠。终日懒得迈出闺门,只能在梦境中见到我的模样。逢人又不敢公开说是害了相思,当偷偷整理丝裙时,才惊讶自己瘦削身长。
我不由满怀惆怅,清楚地记得当日在南楼时欢爱的幸福时光,在翡翠的珠帘里,彩灯非常明亮。她亲昵地依偎在我的肩头,温柔深情地把歌儿哼唱。如今我又到旧日街巷,遍访旧日邻居询问她的情况。可惜那无情的春风,吹落了鲜花,吹走了芬芳,并带着无限的感伤。我悲痛欲绝,她也没给我留下画像。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容貌,回来后仔细描画那深情的模样。
注释
烟光:云霭雾气。
缥瓦:即琉璃瓦。
柳花:指柳絮。
锦瑟:漆有织锦纹的瑟。
凤弦:琴上的丝弦。
犀帷:装有犀牛角饰的帐幔。
王孙:盼其归来之人的代称。
讳道:忌讳,怕说。
绡裙:生丝绢裙。
遥夜:长夜。
箔:帘子。
铜驼:事为洛阳街道名,这里借指临安。
崔徽:借用一则爱情故事。
作者早年在临安曾同一位歌女相恋,多年后重访故地寻觅恋人,方知她因思念作者而忧伤成疾,早已离开人间。于是作者作词悼念旧情。
论及史祖达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应属周姜这一流派。周邦彦秦观乃至柳永词都描写过歌妓,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
“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着,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
“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动作变化,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感受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问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下面递入遍访旧家门巷打探消息,与篇首暗中连接。浑灏流转,一气直下,转折处十分空灵。“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旧家,从前。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问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问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果然得到的消息,却是伊人随闲花的凋谢而消逝了。“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既是曲笔,将沉痛感情,曲曲传出;又是大笔,既小结前文,又包扫前文,截住感情的波涛,使未了之情,暂时煞住。其情之痛之切令人回味不尽。一结,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个特点。上片写最后访问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的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
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问,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想象的极大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问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此词气格之浑成,完全可以继承周邦彦。
这首词的上阕描述此妓在饯别时的情景。首先表现她送别长官时的悲伤情态。她因这次离别而伤心流泪,却又似感害羞,怕被人知道而取笑,于是用纨扇掩面而偷偷弹泪。她强制住眼泪,压抑着情感,唱起《阳关曲》,殷勤劝陈襄且尽离尊。上阕的结三句是官妓为陈襄劝酒时的赠别之语:“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这次陈襄赴应天府任,其地为北宋之“南京”,亦可称“帝城”。她曲折地表达自己留恋之情,认为帝城虽然有如天远,但此后见天容易,再见贤太守却不易了。这将是永远的离别。她清楚地知道:士大夫宦迹无定,他们与官妓在花间尊前的一点情意,离任后便会很快忘掉的。词情发展至此达到高潮,下阕全是模写官妓的相思之情。
下阕模写歌妓的相思之情。苏诗《孤山二咏并引》云:“孤山有陈时柏二株,其一为人所薪,山下老人自为儿时已见其枯矣,然坚悍如金石,愈于未枯者。僧志诠作堂于其侧,名之曰柏堂。堂与白公居易竹阁相连属。”苏轼咏柏堂诗有“忽惊华构依岩出”句,诗作于熙宁六年六月以后,可见柏堂确为“新构”,建成始一年,而且可能由陈襄支持建造的(陈襄于五年五月到任)。在此宴别陈襄,自然有“楼观甫成人已去”之感。官妓想象,如果这位风流太守不离任,或许还可同她于画堂之曲栏徘徊观眺。由此免不了勾起一些往事的回忆。去年春天,苏轼与陈襄等僚友曾数次游湖,吟诗作词。苏轼《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诗有“游舫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后作《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诗亦有“三月莺花付与公”之句,清人纪昀以为“此应为官妓而发”。可见当时游湖都有官妓歌舞相伴。“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是说眼下已是花飞春尽,大好春色要到明年才有了。结尾处含蕴空灵而情意无穷。官妓想象她明年春日再驾着小船在西湖寻觅旧迹欢踪时,“无处问,水连天”,情事已经渺茫,唯有倍加想念与伤心而已。
这首词属于传统婉约词的写法,表现较为细致,语调柔婉。作者善于描摹歌妓的情态,揣测到她内心隐秘的情绪,很有分寸地表现出来,艳而不俗,哀而不伤,切合现实情景。游湖等事,大都有苏轼在场。他了解官妓们的思想与生活,尊重她们的人格,因而能将其情态表现得真实而生动。可以设想:当这位官妓在尊前请求苏轼代为作词以赠陈襄,词人对客挥毫,顷刻而就,她当即手执拍板情真意切地演唱起来,声泪俱下,在座诸公无不被感动,尤其是太守陈襄。
从这首词,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宋代统治阶级维持着歌妓制度,在官府服役的官妓,歌舞侍宴,送往迎来虚度青春,没有自由,精神生活十分痛苦。如仪真的一位官妓所说:“身隶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夷坚丁志》卷十二)尽管她们身着绮罗,出入官府,实际上属于“贱民”,处于社会中卑贱的地位。由于职业关系,她们不得不歌舞侑觞,也不可能不与长官们尊前调情。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公开玩弄妇女的一种方式。可见词中的官妓敬劝别酒、缅怀旧事、瞻念未来之时是有许多凄凉的情感,隐藏着对不幸命运的叹息悲伤。她们与长官的情谊,真真假假,很难说清。二者社会地位的悬殊又使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情谊。苏轼为应酬官场习俗,实有相戏之意,将这种关系表现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非常巧妙。词的真实含意是比较复杂的。它是苏轼早期送别词中的佳作,反映了作者早期创作所受传统婉约词风的影响。
这首诗首联写“秋风”“十驿”等,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用典,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颈联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和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这首诗运用典故,言简意赅,辞近旨远。
首联“秋风”,点明季节;“十驿”,极言襄阳至荆门里程之长;“台星”,指张商英,表示诗人对他的仰慕和尊敬。“冰壶”,用以比喻张商英为官清廉。这首诗头两句叙诗人从襄阳赶来荆门跟张商英会见,推想他必能澄清当前的时局。这充分表明了诗人对张商英友谊的深厚和期望的殷切。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零雨已回公旦驾”,用周公旦的典故。作者用这个典故比喻张商英,就暗含着张商英所遭诽谤业已澄清并将受重用的意思。“挽须聊听野王筝”,用桓伊和谢安的故事。这里把张商英比作谢安,也暗喻张商英将重新获得徽宗的信任。
颈联“三朝元老心方壮”:张商英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因此称三朝元老。此次进宫对策,正满心想干一番事业。“四海苍生耳已倾”:谓全国老百姓都对张商英寄予莫大的希望。
尾联“白发故人来一别,却归林下看升平”:诗人自谓年老,虽不出仕,也将回襄阳老家期待过太平日子。《宋史·张商英传》说:张商英“为政持平”,曾“大革弊事”,因此“蒙忠直之名”。魏泰这首诗,即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张商英的看法。
这首诗不以意境取胜,而以事、理结合和情、韵兼胜见长。它把叙事、说理和抒情三者都凝铸入诗,诗句里又饶有时空变化和声色交感。如首句:“秋风”暗示了时间的转换,“十驿”展示了空间的悠长;两者相联,又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虽然用典,但不生僻、不晦涩;既反映了当时朝野的舆论,又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加上“零雨”见色;“筝”见声。声、色交互,更增添诗的韵味。颈联出句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收句写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回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且能脱出俗套,不作儿女沾巾之态,而以兴冲冲地归看升平来结束全篇。这样写,诗的精神境界就高了,并能引起读者产生遐想。
米芾称魏泰与王安国“并为诗豪”,话虽然说得过了头,但不纯是溢美之辞。魏泰强调诗要“浑厚”,反对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这类主张,对宋诗的发展显然有良好影响。
此诗借古代神话中著名的夸父逐日故事,歌咏失败的英雄,寄托对某些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的复杂感情。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藉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俱至”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神力”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夸父至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死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至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
用神话题材作诗,至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