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黄鸟》是诗人为苦难人民喊出的悲愤之声，写出流落异乡人的痛苦。不是天灾人祸，谁也不肯流落他乡。但命运使然，无可奈何。诗中的主人公在异乡遭到他人不友好的对待，心情很坏，当他看到黄鸟成群飞来，啄食自己辛苦种下的粮食时，一股怨气便从中而出。其实，他心里愤恨的是经常欺负、歧视他的当地人，是拿这些黄雀作比而已。
此诗与《魏风·硕鼠》一起展示了古代社会的一个现实：硕鼠为患家园，黄鸟做恶他乡。非但乐土天国无处可求，就连此邦之人，也是“不我肯谷”、“不可与明”，甚至“不可与处”。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在异乡遭受剥削压迫和欺凌，更增添了对邦族的怀念，“言旋言归”，“此我邦族”，还是返回故土吧！虽然不能逃避硕鼠、黄鸟、恶人，但或许还能在和亲人的依傍中寻求些许暖意，给这充满伤痛的心以解脱的慰藉和沉醉。
全诗三章往此加强，不断地对黄鸟进行控诉，不断地对当地人进行批评，批评他们不能善待异乡人，不能进行心对心的交流，不能和平共处；不断地表达着快快回到亲人身旁的愿望。
听着这来自远古的动人心魄、直冲云霄的愤怒悲恸的呼声，就连今天的人也禁不住为这位生活于乱离之世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洒一掬同情之泪了。文学是活的社会生活与心灵体验的历史，《小雅·黄鸟》这首诗，正是春秋末叶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世风日下之坏乱景象的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缩影。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不堪忍受剥削和压榨的愤怒和对世道人心的彻底绝望。
在立意方面，这首诗与《魏风·硕鼠》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以“啄我之粟”的黄鸟发端，类比起兴，以此影射“不可与处”的“此邦之人”，既含蓄生动，又表现了强烈的爱憎感情。
这首诗创作于清朝嘉庆年间，诗人陈沆去黄州赶赴选拔举人的乡试，求取功名。刚行至巴河岸边，不巧渡船刚刚离岸，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艄公行个方便，将船开回岸边，一道渡他过河。那艄公见站在岸边的是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前往赶考，必是满腹文才。如果你能作一首包括十个‘一’字的七言绝句，老夫即刻拨转船头，渡你同往彼岸。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耐心等待，待老夫先此船才子送往黄州，上岸再喝上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乞求贤翁先将渡船撑回头，我好赋诗，贤翁也好听得清楚，给予指点。”老艄公捋须微笑：“也好。”随即把船撑回岸边。陈沆一脚跨了上去。这时，恰好江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渔翁坐在船头，身边搁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举目四望，见江心秋波，正随波荡漾。陈沆灵机一动，当即作了这首诗。
整首诗描写了在烟波浩淼的碧波之上，远远只见一渔舟荡浆而来，渔翁手持钓钩，钓得鱼来满心欢喜。真是碧空如洗，皓月当头，秋色满江。短短的四句诗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有人物有动作，描绘出多彩多姿的垂钓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回味无穷，百读不厌。
这一首诗七次提到“待日”，劝告迷失的世人珍惜每一天活在当下，不要永远等待待日而浪费时间，蹉跎光阴。诗歌的意思浅显，语言待白如话，说理通俗易懂，很有教育意义。
《待日歌》两个待显的优点：一是思想内容有新意。它不是空泛的珍惜时光的教诲，而是针对人们的拖延症，围绕“待日”二字展开说理。二是语言形象生动。杂言歌谣形式，使用口语化、形象化的词语，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顺耳好记。其中“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两个写景句子，穿插在议论当中，使全诗活泼生动不少。
《待日歌》自问世至今，数百年来广为世人传颂，经久不衰。诗人在作品中告诫和劝勉人们要牢牢地抓住稍纵即逝的今天，今天能做的事一定要在今天做，不要把任何计划和希望寄托在未知的待天。今天才是最宝贵的，只有紧紧抓住今天，才能有充实的待天，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否则，“待日复待日，”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万事成蹉跎”，一事无成，悔恨莫及。因此，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牢牢铭记：一切从今天开始，一切从现在开始。
这首诗内容充实，语言流畅，释理通俗待了，说服力强。
在李贺集中，这首诗的写法是很独特的。
李贺作诗取法于《楚辞》早已是定论，至于有人说李贺之诗“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褒扬亦甚。可能是李贺太喜欢标新立异的缘故吧，其诗趣实迥异于楚《骚》，走入幽冷鬼怪一路。从而人们往往忽视李贺也曾从南朝乐府民歌中汲取过养料。这首《绿水词》就是明证。在这首诗中，诗人不仅在内容上与南朝乐府多言男欢女爱相一致，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素来喜用幽冷孤凄的字眼的诗人此番一反常态，诗歌所显现出来的情感是明快的，且多效仿南朝民歌近乎口语化的语言，很多词语还直接取自于乐府民歌，读来清新可爱。素性忧郁的诗人难得有这般轻快的心情。虽然此诗的主题，是良夜思忆所欢，中间渗透着一丝淡淡的苦味，但这在李贺已是很少见的了。
除了李贺在此诗中的“取径”南朝乐府问题外，诗句本身几乎不用加以解释了。“今宵好风月，阿侯在何处？”梁武帝有诗云：“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又有人据别书说阿侯是妓女，此句则指诗人所想念的女子。梁武帝的诗很明显是从民歌中汲取养料的，阿侯也许是当时民间所传的人物。李贺此诗的第三句又从汉李延年的诗中化出。李延年原是伶人，其诗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李贺这里反其意而用之。“为有倾人色，翻成足愁苦。”相思不已，又无从寻觅，诗人心中因惦念她而产生许多遐想：也许她正在“东湖采莲叶”，又可能她在“南湖拔蒲根”。她采的莲叶会给哪个人呢？“未持寄小姑”，意谓：不要先送给她的姐妹们。“且持感愁魂”，感愁魂是说诗人苦苦地思念她为她而忧愁。意谓：她该先把莲叶拿来送给诗人。
比较一下南北朝时的《采莲童曲》：“东湖扶菰童，西湖采菱芰。不持歌作乐，为持解愁思。”不难发现，李贺此诗的后半首与这首民歌的措词、含意非常相似。李贺平时作诗冥思苦索、呕心沥血，奇峭的风格往往使人们忘记李贺创作时曾那样苦心孤诣、曾经精心雕琢，但细心的读者还是可以见出他因刻意求工而露出那份雕琢的痕迹来的，而以这样洗炼、明快的语言表达诗人缠绵悱恻的情感，在李贺实为难得。
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