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蝶恋花·岳峰远碧》，是王夫之《潇湘十景词》之六。这之前，他曾写过《潇湘小八景》和《潇湘大八景》。潇湘，是湘江的别称，因其深且清而得名。《湘中记》云：“湘川清照五、七丈，下见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岩若朝霞。”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长期活动于湘水之滨，对家乡的山山水水，不但有细致的观察，而且有极深厚的感情，因而他笔下的湖南山水，自然优于他省他乡的墨客骚人。
“岳峰远碧”，就是从远处看苍碧的岳峰。作者在本词小序中云：“自衡阳北三十里至湘潭南六十里，岳峰浅碧，宛转入望。”岳峰，即南岳衡山。山在衡山县西，湘江流经其东，可俯瞰湘江。山势雄伟，有七十二峰，以祝融、天柱、芙蓉、紫盖、石廪五峰最为著名。词中所描述的“碧藕”，即芙蓉峰。
上片写的是泛舟湘江望中所见。“见说随帆瞻九面”，早就听说在曲折的湘江上航行，可以望见衡山各个不同的侧面。湘江从衡山东侧逶迤至株州，然后折而向西，至湘潭南六十里，再折而向北。所以，在这一段航程中，可以从东、西、北等多角度看岳峰。《水经注》载渔歌云：“帆随湘转，望衡九面。”“碧藕花开，朵朵波心现。”写苍碧的芙蓉等峰，倒映在清澈的江水中，像朵朵盛开的莲花，在波心隐现。传神地画出了一幅湘江衡岳倒影图。“晓月渐飞金碧颤，晶朵返射湘江练。”清晨，天际残月渐渐隐去；衡岳群峰披上朝霞，峰间飞瀑流泉，返射颤动着的阳朵，与素练般的江水，交相辉映，组成了一片飞动的神奇世界。画面极美，让人倾倒。
下片写云雾中的衡岳山峰。在旭日飞升时，变幻莫测的“迷云生绝巘”，将岳峰挺拔多姿的身影，掩盖起来了。作者由此展开了丰富、奇幻的想象：首先假定这隐去“绝巘”的“迷云”，是有人“遣”来的，“迷云”的“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然后询句，这“迷云”是谁遣来的呢？作者从两方面作了回答：
一、“苍水仙踪，雾锁灵文篆。”呵，这迷云的兴起，原来是为了掩盖苍水使者的仙踪，封锁灵文古篆。《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伤父功不成，乃于衡山血马祭之，仰天而啸，夕梦一人，自称元夷苍水使者，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焉。禹乃斋，遂获金简玉字之书，知治水之要，其功乃成。”又《衡阳县志》载，衡阳城北有岣嵝峰，上有石碑，字如蝌蚪文。
二、“帝女修眉愁不展，深深未许人间见。”这迷云的兴起，是为了掩盖帝尧二女的倩影，不许人间看到娥皇、女英修长的愁眉。自古有将远山喻修眉的用法。又晋张华《博物志》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于苍梧之野)，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上片写得十分明快，描绘衡山至湘潭一段湘江，山如莲花，水如素练，雅淡高洁。其境界令人流连，其神韵令人景仰。下片转入迷离凄惋的叙述，如悲似怨、愁苦哀伤，感情激荡。上片写的是乐景，下片抒的哀情。这强烈的哀乐对比，用心何在？龙榆生先生有一段话，也许可作回答：王夫之“窜伏穷山，四十余年，一岁数徙其居，故国之戚，生死不亡”(《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词中是否有亡明之戚呢？见仁见智，惟读者自省。
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
首联“一夕南风一叶危，荆门回望夏云时。”开篇就设置了一种气氛。这里的“一叶”、“一夕”，音韵和谐，给读者以“一”的具象，却说的是整夜不停的江风，整船不休止的担忧和困顿。在汹涌的江波中，人有一种向往安定的心情，此时船行前面不知有何凶险。在旅途的愁绪里，诗人翘首回望，已辨认不清荆州了。回首旧地，最是怅然。这江中的回望，引出了下面无尽的感慨和想象。
颔联“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险巇。”诗人用了个倒句，即把结论提到前面，把前提放在后面，使句意曲折有力，富于深度。可谓“情深意远，玉溪所独”。
颈联“骨肉书题安绝徽，蕙兰蹊径失佳朝。”在颠簸的小舟上，诗人回首旧地，感叹人生，天意难料，自然亿起自己温暖的家庭。这两句紧扣上两句“轻离别”，句意曲折深婉，耐人寻味。
尾联“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因为杨朱遇到歧路，终究是在乎平坦的陆路上。不过，诗人此时不仅仅是失路之感迫于内心，还有一种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杨朱泣歧路，虽然前途未卜，尚可选择，而自己此行，只有奔往“险巇”之途，不容半点选择的余地。
纵观全诗，纪行抒怀，以颔联为中心，先叙风险波恶的江上行舟，回首旧地荆州，慨叹人生离别之苦，把握自身命运之难；进而忆及家室亲人，无限惆怅；最后把眼光投向未来，感到前途艰险，茫然无措。在排遣愁绪的同时，流露出一股自嘲情绪。全诗从头到尾，读来如舟行江中，起伏跌宕，首尾激荡，中间旋回，错落婉曲，体现了诗人独有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