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谓织女嫁与牵牛，婺女近为其摇佩，嫦娥远为其照轮。颔联谓牛女这一对仙侣配于天上，而七夕美俗长留人间。颈联谓七夕之夜，家家户户陈列花果于庭中以乞巧，管乐之声相闻。尾联谓明日曝衣，才相信我同阮咸一样清贫。结句有寓意，借言虽有家室，但依旧贫穷。这首诗语言平实，章法平创，却有寓意。
首联言婺女、嫦娥促成牛、女之会合，以比婚于王氏实友人鼎力相助焉。三句“灵匹”切七夕，又以喻婚姻的谐美，“灵匹”又以寓匹偶王氏婚姻如娶嫦娥，美如神仙，世间所无。四句“巧”亦双关，言“乞巧”以切七夕外，又寓王氏女的娇好、美艳。五、六正写七夕乞巧，亦忆婚时的情景。然美满的婚偶并无改自己一生的沦落困顿，故有“明日晒犊鼻，方信阮郎贫”的慨叹。
一至六盖追忆议婚、婚娶之时，故七、八慨叹于现实境况之贫困，有“明日”云云。而“方信”二字，则原未意料也，言下与节镇联姻，即不令己“富贵”，亦不至如今的沦落贫穷；无奈今日竟如阮郎七夕的竿挑犊鼻。
该诗记录了农历七月初七的风俗掌故。前四句写牛郎织女之间的相会，后四句写人家的富足与自己的贫穷，传达诗人与妻子贫贱相守的情形。从章法上看，前六句叙事，较为平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颔联别具匠心，一句承上，一句生下。其中可见诗人在运文方面的机巧。末两句用典，以阮咸事迹寄慨，使诗作翻出新意，给人以回味。
该诗描绘了一个幽僻美丽而又充满春意与生机的独特境界。前两句写庵中之景。老松环绕着茅庵，松荫之下的短墙上有一扇柴门。这扇门是经常闭着的，锁着一院绿苔。庵中没有人来，却有五色斑斓的蝴蝶成双结队地飞舞着。清幽僻寂，无人骚扰，僧人幽居的环境和安谧的生活气息，活现纸上。
后两句从蜜蜂腿上的花粉推测前山的花已盛开。蜜蜂两股上拖着重重的花粉团飞来了，想来是前山的花已经开放了。花开之处只在前山，并不算远，庵中主人却不知道，还要从推断中得知前山花开遍野的盛景。可见主人是好静不好动的。庵中不只他人少来，主人行迹也是很少的。难怪青苔满庭了。这就也回应了首句。
该诗首句幽僻静寂，二三句充满自然生机，到第四句又是繁花似锦的世界。诗人在尺幅之间，步步扩展升华，静与动相交织，清幽的环境与烂漫的山花相映衬，静寂的生活与蓬勃的自然生机相搭配，向人们展示了耐人寻味的美学境界。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这篇游记散文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第一段为叙述部分的前导，说明富贵人家修建林园别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间两段是记叙，以精练的笔触叙写了三次游览万柳堂的情况。最后一段写万柳堂的变化，进一步引起作者的议论。
开篇劈曲而立，引出一节满含愤敌的议论，指出自古以来，官僚们“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上木之工，而无所爱惜”。但真正建成之后，也只是偶然去一次两次，而“不得久居其中”。有的甚至终身没机会去。他们耗费巨资搜刮人民。建筑这些园林别墅，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示自己的富贵和显赫，“欲以真此震耀乡里之愚”。冯溥之修万柳堂无疑正属此类。
文章转入第二部分则叙冯溥其人与其园，在政绩上，他是位很平庸而义显赫的官吏，“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但他耗费巨资修筑的万柳堂却是气度恢弘，景致超群，“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树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刘大櫆去游历时，万柳堂已是面目全非了，这一节所写的景物特征及园林布局。只能是借助前人如毛奇龄、朱彝尊等咏颂万柳堂的诗赋，并依据自己对衰败园林观察中的想象来记叙，景物着墨不多，但淡笔工墨，将其恢弘的气度与幽雅的景致写得非常得体。
然而曾几何时，这京都名苑便随着主人的失势而迅速败落了，文章第三节便集中笔墨，以简洁而陡峭的笔势直写其破败：“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干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这节文字。气随声转，峻洁峭拔，给入一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之感，和上文所作渲染铺陈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历史桑沧的震动和感喟。
文章也顺势而下，引出自己的议论：“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他因而认为，学有所成之后左做官的读书入不应去迫某富贵；而身聘高位者，则应倾全力以勤劳国事，不要“胺民之膏”去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写万柳堂的美景是为了反衬今日的衰败，而万柳堂的衰败又警怵人们明白富贵不可久恃的道理，归结到劝告求仕者和为官者应将精力放到国计民生上，不去做那种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无度挥霍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