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以还家为线索,通过诗人对所见所闻的独特感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亦动亦静的艺术画面。
“日落松风起”,开头这一句写景,描写了落日和松风,落日西下,松风渐起,诗人游兴未尽,漫步在回家的山间小道上。一“落”一“起”两个相对应的动词,生动鲜明地勾勒了日落西山、晚风骤起的暮色之景,使读者可以想象夕阳倚山而下的景象和晚风吹拂林叶的声音,意境逼真,神清气爽,瑰丽优美。
“还家草露晞”,第二句紧扣上句,“还家”和第一句的“日落”照应,点明了诗人是在回家的路上。正当秋高气爽之日,落日照射,松风吹拂,路边小草上的露珠早已挥发殆尽了,所以说“草露晞”。诗人踏在这些干松的青草上,感到特别轻细柔软,分外惬意。这也表明诗人已经游览了很长时间。这句话描绘了诗人意犹未尽、悠然漫步的自在形象。
接下来诗人还以“还家”的行踪为线索,进一步描写华子冈上的优美的环境。后两句写云光、山翠。
“云光侵履迹”,写余晖下诗人行走的情形。“侵”字不仅把诗人在夕阳下一步步行走的姿态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也写出了太阳渐渐下落,余光逐渐消散的过程。读完这句话读者可以联想到余晖逐渐消散,随风摇动的松林在阳光中不断变化的瑰丽景象,这就形象地描写出诗人在夕阳下悠然自得、漫步下岗的生动情景。
“山翠拂人衣”,“山翠”本为“山风”,但诗人强调了“翠”字,不是山风吹动人的衣服,而是“山翠”拂人衣服,这就将具体形象转化成了无形的感受。诗人眼里满是山林的青翠颜色,这可爱的颜色仿佛有了生命,不断地轻拂着诗人的衣襟,也撩拨着诗人的心,使诗人感到分外地轻松自在。暗里转换了主宾关系,赋予薄暮明灭的山色以主动性,增强了景物的动感。上句中“云光”紧随着诗人,这句“山翠”追逐着诗人,它们仿佛对诗人眷恋不舍,而这样的描写从反面又衬托出诗人对华子冈美丽景色的喜爱和深深留恋之情。
这首五言绝句,精选落日、松风、草露、云光、山翠这些零散的景物,把它们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勾勒了一幅声色俱佳、动静相宜的风景画,寥寥二十字,寓诗人独特的感受于寻常的山间景色之中,笔墨疏淡而意蕴超远。语言简洁,韵味丰富,情趣盎然。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