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簿就是诗人王融，与谢朓同为萧子良“竟陵八友”。他们常有诗歌往还，《同王主簿有所思》是写给王融的歌往诗，这首诗清新含蓄，画面凄切动人，且意味深长，情境中蕴含着沉闷的幽怨，虽不言怨而深沉之怨自在其中。
诗写一思妇夜织，怀念夫君，盼望他早日归来。她曾与夫君约好了“佳期”，定好了时辰。可是，佳期已过，思妇内心焦急，翘首盼望，急切地期待着夫君归来，却总是不见他的踪影。她的心头，不免袭上无形的惆怅。那可不同于“君问归期未有期”（李商隐《夜雨寄北》）那种濒于绝望的期待，那种心态毕竟是相对平静的——尽管是低沉的平静；这可是有“佳期”可盼的呀——惟其有了“佳期”，所以希望愈大，思念之情愈加浓郁，急不可耐；惟其有了“佳期”却又“期”而“未归”，热切的希望落了空，所以失望愈大，心情愈加沉痛。女主人公想：他，是旅途遭受了什么不幸，还是忘却了“佳期”，忘却了山盟海誓？她实在不忍想下去了。她把全副身心都埋没到剧烈的织布劳动之中，试图以此来排遣苦闷。但这不仅没能稍稍平息心中的烦恼，“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音，反而更搅得她思绪纷杂，心情缭乱。于是，她干脆走下鸣机，迈出了乱哄哄的屋子。“望望”二字，一般解释为中心怨望，实际上，这里与其说是在直接刻画思妇的心理，不如说是在描绘思妇翘首盼望夫君的姿态、神态，而她怨望的心态，只是通过这种姿态神态，婉转地表现出来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能体会到句中丰富的形象性，咀嚼到深厚的韵味。
而且，循此亦可摸索到“徘徊东陌上”的意脉——否则，如果是从心态刻画忽然跳到动作描写，就显得突兀。而循此意脉，读者又仿佛可以看到，思妇在织机上频频遥望，终于失望以后，走下织机，迈出门户，仍然是一步一望，一望一步，来到郊外月色田野之中。荒漠的平原，沉寂的旷野，一下子统摄了她的身心，她的心情仿佛也变得平静了。宛如波涛汹涌的巨流，经过峡谷的激腾、击撞和喧嚣以后，汇入了一望无际的平湖，顿时显得汪洋恣肆、纡徐平缓了。在这宁静的世界，她兀自徘徊陌上，徜徉田间，直到月儿悄悄升起，行人渐渐隐去。这里，诗人已将灵动之笔从主人公心态的描绘中抽将出来，大笔绘画出一幅月下思妇沉吟图，烘托出一种清幽深远的境界，让人们从这幅寂静的图画和宁谧的气氛之中，从思妇的踯躅、徘徊之中，去体会她的心境，揣摩她的心情。无尽的思念，无穷的遐想，都融化在这清寂、空旷的境界之中了。
全诗语言清新自然，含蓄隽永。沈德潜评此诗“即景含情，怨在情外”（《古诗源》），可谓切中肯綮。另外，此诗已具有鲜明的格律化倾向。从声律结构形式分析，它属于“对式”绝句，即第一联与第二联各自成“对”，但相互不“粘”。这是“永明体”诗的一种特殊形式，反映了五言诗从古体向律体过渡的痕迹。谢朓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从这一首小诗中，也可看到他在声律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送别杨绘的诸多词作中，此篇最大的特点是以直抒胸臆为主。只有首尾两句是个例外。首句从当前聚会的场景落笔，说友人阳春白雪一般的清妙的词作在座席中间就一挥而就了。虽然由于杨氏作品的失传，今天已无法欣赏他的原作，但从苏轼的赞美中仍然可以看出其作品的格调高雅以及其人的才思敏捷。这一笔精要的叙写，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友人的才华，为下文作了一个铺垫。接着词人便直抒对友人的爱赏之情：“爱君才器两俱全。”唐人刘肃说过：“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大唐新语·知微》）固然强调了“器识”的重要性，却也说明了才识两全的不可多得。而在词人心目中，友人杨绘却是这种才识两全的人才。这除了出于倾慕友人的才华之外，当然也与在党争中志同道合分不开的（见《宋史》杨绘本传）。“异乡”句则意在暗点节令“重九”，“异乡”杭州，说明它与故乡蜀地的节令风光没有什么两样，似乎流露出认他乡为故乡的亲切感，怅惘与慰藉兼而有之。
下片进而抒写离愁别绪。词人满怀优伤地写道：可恨彼此相聚能有几多时光，这一次分手之后，不知到哪一年才能重逢。字里行间充分表露了对相逢短暂、后会难期的怅恨。这两句是词人向友人直接吐露衷肠，有语浅情深之妙。末句“茱萸子细更重看”，暗用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的诗意，以对带有节令特征的茱萸“重看”这一细节表达了依恋的情慷，并将“明年此会知谁健”这一层意思寄之于言外，暗含着别后对友人怀念的深情。所以此篇尽管在作者的别情词中略嫌平实，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
这首小令，词短情长，语言流丽平易，表达了词人深挚的友情。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这首诗的首联表达了青年志士既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更要有宽广的心胸。颔联以龙虎借喻,激励友人不要收藏才华等同痴虎，而要召唤风雷行云施雨，同时也在表达自已渴求用世的心愿。颈联表达了诗人不甘贫贱、积极向上、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气概。尾联表达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人为官的原则和气节。全诗以非凡的志操昂扬的气宇、奇伟的物象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一二两句，挺劲洒落，振响入云。诗人表示，一个青年志士，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像龙剑那样腾光于高寒的暮空之中；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把日月的光辉，深锁在自己的怀抱。
接着三、四两句用积极的比喻勉励友人，也借以表达他渴求用世的心愿。“莫藏牙爪同痴虎，好召风雷起卧龙”，他认为既是一只猛志常存的老虎，就应当展现虎威，而不要像痴虎那样自藏牙爪；既是有志乘时而起的卧龙，就应当早日召唤风雷，以求行云施雨使天下人受到润泽。虎失去牙爪，即无异于驯服的牛羊；龙离开风雷，即无以奋其神力。这几句都是借用比喻以言志述怀，诗人力求振奋的形象，跃然纸上。
五、六两句，诗人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的话语和友人互相勉励，表示人贵有志，有了大志，方可以成大功立大业。王侯将相并不是世代相传的，力耕的佣工也有取得富贵的时候，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历史上有许多英杰都是乘时而起，“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宁戚曾经是喂牛的农夫，韩信受过胯下之辱，诸葛亮、王猛等人都似布衣出任当世之务，风云际会，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不失其时。诗人用陈胜、吴广起义时的言行自励，至少可以看出他对陈胜、吴广并不抱有歧视的态度，甚至是赞同这些在野的英杰发愤一时，以成就不朽的功勋。然而诗人对于出处的问题，是看得非常郑重的。
诗的末尾两句说，诗人一直以实现大道自期，所谓大道，就是原本六经“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的道理。出则可以济世泽民，不出也要以“宏材敏识、伟节高行，特立于一时”。因此在困穷之中不谋苟且进身，而遇有时机，则应力求为世所用。“须将大道为奇遇”，正是积极要求用世的心志的表现。“廊庙”，是指朝廷。遭逢奇遇，见用于朝廷，都必须得之以义。不义而取得富贵、而致身王侯将相，都是不足取的。作者鄙视那些“沉没于利欲之中”的学士大夫，他们有些人学为章句，以猎取功名；有些人钻营阿附，以图谋利禄。对于他们的龌龊行径，作者是非常痛愤的。作者始终有志于大道，虽经常处于寒饿之中，但“不干仕”“不应举”“不肯受人施惠”，这些正是“莫踏人间龌龊踪”的积极表现，作者的志节，是断非龌龊小生可与相比的。
全诗意气高昂，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