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张谓的诗,不事刻意经营,常常浅白得有如说话,然而感情真挚,自然蕴藉,如这首诗,就具有一种淡妆的美。
开篇一联即扣紧题意,写洞庭秋色。“八月洞庭秋”,对景兴起,着重在点明时间。“潇湘水北流”,抒写眼前所见的空间景物,表面上没有惊人之语,却包孕了丰富的感情内涵:秋天本是令人善感多怀的季候,何况是家乡在北方的诗人面对洞庭之秋。湘江北去本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多感的诗人联想到自己还不如江水,久久地滞留南方。因此,这两句是写景,也是抒情,引发了下面的怀人念远之意。颔联直抒胸臆,不事雕琢,然而却时间与空间交感,对仗工整而自然。“万里梦”,点空间,魂飞万里,极言乡关京国之遥远,此为虚写:“五更愁”,点时间,竟夕萦愁,极言客居他乡时忆念之殷深,此为实写。颈联宕开一笔,以正反夹写的句式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愁情:在乡愁的困扰下,翻开爱读的书籍已然无法自慰,登酒楼而醉饮或者可以忘忧。这些含意诗人并没有明白道出,但却使人于言外感知。同时,诗人连用了“不用”、“偏宜”这种具有否定与肯定意义的虚字斡旋其间,不仅使人情意态表达得更为深婉有致,而且使篇章开合动宕,令句法灵妙流动。登楼把酒,应该有友朋相对才是,然而现在却是诗人把酒独酌,即使是“上酒楼”,也无法解脱天涯寂寞之感,也无法了结一个“愁”字。于是,尾联就逼出“有怀”的正意,把自己的愁情写足写透。“故人京洛满”的热闹与诗人独处异乡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在章法上,“京洛满”和“水北流”相照,“同游”与“为客”相应,首尾环合,结体绵密。从全诗来看,没有秾丽的词藻和过多的渲染,信笔写来,皆成妙谛,流水行云,悠然隽永。
淡妆之美是诗美的一种。平易中见深远,朴素中见高华,它虽然不一定是诗美中的极致,但却是并不容易达到的美的境界,所以北宋诗人梅圣俞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清雅中有风骨,素淡中出情韵,张谓这首诗,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前六句讲的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情景。一二句讲的是织女已驾车渡河,与牛郎相会,他们相会之后,害怕此夜良时将逝,所以“起视夜何其”,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三四句讲的是牛女相会时,牛郎好像听到了织女环佩的声音,又好像看见了她如花之貌,风轻轻的吹来,所以佩响轻微。日薄,所以花容不萎。想象织女于黄昏时动身离开,故曰“日薄”。五六句讲的是月桂为他们传送嫩香,白榆为他们投影翳蔽,成就他们好合。
末联讲的是织女不想要人间知道他们相会的事情,忌有成都卜肆中识灵槎的人。抒发了自己深切的感叹。末句讲的是双星不想人间知道他们的秘密,深怪成都占卜摊子上的严老头子懂得灵槎而多管闲事。从字面上看,只能作如上解说;至于还有什么特定的寓意,尚无有力证据,不敢妄言。
全诗诗人以织女自况,以牵牛比牛党,令狐绹。
此诗共三十句,按毛诗的分法,分为五章,每章六句。全诗皆用赋法,平淡的叙述中寄寓着浓烈的感情内容。
第一章开头便以“彼都人士”仿佛是称呼又像是叙述的句子,同时交待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彼”字,浸透了诗人的物换之慨,星移之叹。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饱经乱离之苦的老人正在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告诉后人:“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啊……”“狐裘黄黄”是衣着,“其容不改”是容止,“出言有章”是言语,无论哪个方面都雍容典雅,合乎礼仪。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是如此可观可赏,言外之意便是如今见到的这些人物,皆不可同日而语了。“行归于周,万民所望”,重新回到昔日的周都是人心所向,而人们更为向往的是民生的安定,礼仪的复归和时代的昌隆。
虽然“彼都人士”衣着、容止和言语都有可赞叹之处,但最为直观且可视作礼仪标志的则是衣服之美,因此以下各章多层次不厌其详地描写昔日京都人士服饰的华美有节,仪容的典雅可观。
第二、三两章叙说的是彼时彼地具有典型性的男女贵族人物的形象,草笠和青布冠是男子的典型头饰,而密密直直的头发则是女子的典型特征。耳朵上的宝石饰物更是不失贵族气派。要问他们是何许人,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尹氏和吉氏。此时这一切都不可得见,不能不令人忧郁愁懑。
愈是忧郁愁懑愈是难以忘怀昔日的人物典章,那个时候他们衣带下垂两边飘荡,卷发上翘如蝎尾上冲,都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合乎当时审美眼光和礼仪制度的精心设计。
当然,从表现手法方面看,全诗无一笔描写今日人物形容,而是处处落笔于昔日京都男女的衣饰仪态之美,从而使今昔产生强烈的对比感,准确而深沉地传递出诗人不堪昔盛今衰的主观感受。这是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诗人用如此多的篇幅渲染昔日都城男女的仪容之美,意在体现周王朝当年的繁荣昌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正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在新旧制度的转换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所谓昔日的“仪容之美”,今日的“礼崩乐坏”都是不能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旧式人物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