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本诗为托物讽咏之作。

　　据古籍记载，周穆王驾八骏马西游，到西王母处游宴很久。而唐德宗西逃时亦驾八马，与周穆王事迹相似，当时人常以为作者此诗暗指德宗。但据副题，其主旨实为托古事讽刺唐宪宗。

　　“瑶池西赴王母宴，七庙经年不亲荐。璧台南与盛姬游，明堂不复朝诸侯。”直指周穆王玩物丧志，刺当时帝王，文锋犀利。

　　“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马去汉道兴。穆王得之不为戒，八骏驹来周室坏。至今此物世称珍，不知房星之精下为怪。”句，在批评周穆王玩物丧志同时，寄希望于明君兴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穆王八骏:赤骥、飞黄、白义、骅骝、騄耳、騧騟、渠黄、盗骊 。

　　此篇与《记游松风亭》作于同时同地。这是一篇写得非常优美的游记，描述自己和小儿子苏过泡温泉和游览佛迹院的一天经历，表达了东坡清素的闲情逸致，以及随遇而安、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此文叙次井然，寥寥数语，描景物如画，详略得当，情景交融。

　　文章开篇简洁交代了游览的时间和地点后即展开具体的描写。首先写白天游览所见，主要写了温泉、悬瀑和佛迹三景，描写时抓住了三景各自的特色。

　　写温泉，着眼于水温之高：“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因为二人均在其中洗过澡，故体会甚为真切。写悬瀑，着眼于它的形态，由于瀑布高达百仞，悬瀑下的山岩有八九层凹曲，每个凹曲处都形成一个水潭，而“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通过深潭的描写进一步显示了悬瀑水冲击力之大；最后写悬瀑倾泻时“雪溅雷怒，可爱可畏”，虽然只用了八个字，但把悬瀑的形态、颜色、声势和游人的感受都写到了，精练至极写佛迹，着眼于它的数量之多：“水崖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

　　接着写夜游所见，主要写山烧和到江心划船的情景。写山烧虽只用了“火甚”二字，但那火光熊熊的景象写的十分逼真：写“击汰中流”的情景虽只用了“掬弄珠璧”四个字，但那江月倒映水中的美丽姿态和父子二人捧水弄影的幽雅情趣皆盎然于纸上。

　　最后简写回家后饮酒、进食、醉态、失眠和写作本文的情况，作为文章的结束。

　　这篇游记，全文不过一百四十字左右，却把白水山一带主要的景观和这些景观的特色都逼真地写了出来，还记了一整天的游览过程，写出了游人的情趣，十分精练喜人，由此可以看出苏东坡文字技巧的娴熟高明。

　　这首小令写的是赏看大都西山，文法曲折多致，寄托了作者的人生感受。

　　“冷云间”三字起笔一总，营造了特殊条件下的西山景观。这一起语颇可借用《红楼梦》对凤姐“一夜北风紧”开笔的评价：“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冷云”是阴云、浓云、令人心情沉重之云，写西山先写此云，便点现了出师不利的第一感。先以“冷云”占据画面，第二句的“夕阳”、“楼外”、“数峰闲”，就有依次破云而出的动感，弥漫着一种清冷寂寞的气氛，暗示了作者登楼远眺的孤独。虽则“数峰”露现于冷云之间，却不肯将庐山真面轻易示人，三、四两句，就在文气上推出了这一波折。这两句是倒装，“髻”、“鬟”均以美人的发式喻山，辛弃疾《水龙吟》“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已有成例。曲中是“雨髻烟鬟”，这就补充了“冷云”的来历，原来此时正值雨霁，夕阳固然露了脸，但云层之上的西山峰头依然缠结着雨意。“雨髻烟鬟”，将西山的巍伟及山顶云罩雾绕的朦胧景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诗人将“数峰”的朦胧，说成是“等闲不许俗人看”，为西山占重身份，也表现出自己是它的知音。所以他在西风中倚遍栏杆，执著等待，并不为眼前的遗憾景象而长叹。果然峰回路转，不多时暮霭吹散，掀去了雨雾的面纱。文笔至此也豁然开朗，“西山看我，我看西山”，令人想起前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的快意境界。

　　这首小令以看山的经历为表，寓寄了诗人对人生的观照与信念。这一点，我们不难从曲中的喻示中发现和领会。“冷云”代表了精神追求中的阻碍与迷障，但只要与理想信念心心相印，执著不渝，终究乌云遮不住太阳。西山“等闲不许俗人看”，而最终却与作者契合交融，“西山看我，我看西山”，其间诗人以脱俗孤高自许的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

　　顺便一说，〔殿前欢〕末二句的颠倒语序、分说合观，并非作者的首创，阿里西瑛的“呵呵笑我，我笑呵呵”，贯云石的“功名戏我，我戏功名”，乔吉的“人多笑我，我笑人多”，张可久的“青山爱我，我爱青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先例。而本曲中的“西山看我，我看西山”，物我交融，兴寄高远，可说是散曲创作继承发展中青出于蓝的例子。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