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以惜春为抒情线索。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塑造了一个感情丰富而专注的女主人公形象。
作品的开头描绘出初春好景象：“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词人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派新春景象，显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为全词定下了基调。
开头的几句耐人寻味：第一，首句是借用五代薛昭蕴《小重山》词之一的成句，劈头传出了春的消息。长门，原汉宫名。它是汉武帝陈皇后阿娇失宠后居住的地方，后来多以它代指“冷宫”。李清照以“长门”入词，则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暗示自己有一种难言的幽伤，借用上述薛昭蕴宫怨词的意境，为下文表达这种幽伤作了情绪上的铺垫。二是生动地表现了春天的特有声息。“春到长门春草青”，一句连用两个“春”字，描摹出春天一到，春草即刻舒展身姿的情态，给人以春风拂面的快感。不仅写出了春的神奇，还借春草在经历了寒冬之后对春天的渴盼，暗示女词人回到丈夫身边的无限快感。
第二，宛如一幅斑斓的绘画，起拍以下三句有着迷人的色彩和构图。看那江梅花朵和蓓蕾相间，梅枝与新蕊互衬，愈发显得错落有致，相映成趣。这些共同组成了一幅娇妍的春意图，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希望。
“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碧云笼碾，即碾茶。宋人吃茶都是先碾后煮。碧云是形容茶色。春天的景色如此美好，它使女词人为之陶醉。她兴致勃勃地取出名贵的“碧云”茶团，碾碎煎煮。词人本想一边品茗，一边回味早晨的梦境。哪知一经重温“晓梦”，惊破了品尝茶香的雅兴。“惊破一瓯春”的“春”字，语意双关，不仅形容出茶色的纯正，香气的馥郁，更暗示了词人的“晓梦”是与一种春景春情有关。
词的下片承“晓梦”而转入对“黄昏”景象的描绘，侧重表现春日黄昏的美好：“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疏帘，有雕饰的帏帘。作者轻轻两笔，勾勒出一幅清幽的黄昏景色。它如一幅水墨写意画，虽无明丽的色彩，但却能在黑白中见精神，在清淡中显神采，愈发给庭院增添了几分恬静与优雅。两句里“压”“铺”二字精策而传神。“压”字，委婉地描绘出了花儿的繁盛。因为花儿稀疏零星，花影就不会重重叠叠，给人以浓重如“压”来之感。同时，它又体现了花儿的蓬勃生机。“铺”字。首先，形象地显示了月光朦胧和清淡。因为此时，夕阳才落，月亮刚刚升起，月是淡月，光是微光，若有若无，像是薄如蝉翼的轻纱一般，铺蒙在疏帘之上，显得是那样轻灵，那样柔美。其次，“铺”字又写出了月亮“多情”的神态。它就像是在含情脉脉地关注着女主人，表现出深深的依恋，类似于“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境界。“铺”又与“压”在用墨的浓淡、轻重、明暗、虚实上相互辉映，使得整个画面体现出朦胧和谐之美。
“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在李清照的笔下，有许多著名的春景情词，《如梦令》“昨夜雨风骤”、《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等都是熟知的咏春名篇。对每一个春天，她都不肯虚度。此处特意提出“今春”，表明今年一定要特别地经意，这就将惜春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将感情推向了高潮。
统观全词，上下两片，一早一晚，布局精严。虽然每一片都是由景及人，但通篇读来词意层层递进，情感节节发展。上一片如花含苞，味之无穷；下一片如百花竞放，感情浓烈。两相映照，足见她对丈夫的爱之深，思之切。在语言的运用方面，这首词也很有特点。既有“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归来也，著意过今春”等浅白直露的口语，显示了易安词淡笔点染，自然隽永的风韵；也有“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等精炼的对句，显示了易安词的炼句炼意之功。特别是“压”与“铺”两个字锻炼精妙，感到仿佛那诱人的花影不是映在门上，而是压在作者的心上；那迷人的淡月也不是照在帘上，而是直接铺到了词人的心里。它承上启下，把作者此时此地的心灵感受形象，委婉地传达出来。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就会闹出笑话，被人耻笑。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个人的学识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虚心潜学，才能得到真知。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则小故事不仅在情节构思上遵循了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北人强不知以为知的做法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极具普遍性与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