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词主要是借物抒情或托物言志，到南宋时，咏物词已进入成熟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更重视写作技巧和形式美。史达祖的这首咏物词以细腻的笔触，绘形绘神，写出春雪的特点，以及雪中草木万物的千姿百态。此词大概作于词人独处异乡时的某年初春。
词的开头便紧扣节令，写春雪沁入兰心，沾上草叶，用兰吐花、草萌芽来照应“新暖”。春风怡怡，花香草绿，但不期而至的春雪却伴来春寒，“东风”、“新暖”一齐被挡住了。“巧沁”、“偷粘”，写的是在无风状况下静态的雪景。“谩凝”二句引申前意。春雪落在碧瓦之上，只是留下了薄薄的一层，“难留”二字更进而写出薄薄的积雪也顷刻消融，由此透出了春意。唐代祖咏《终南望馀雪》诗曾云：“林表明霁色，城中增障寒。”傍晚，又值下雪，理当寒冷，而障寒“较浅”，更可见出确乎是春天即将要来临了。“行天入镜”二句，是全词中唯独正面描写春雪的。韩愈《春雪》诗云：“入镜鸾窥沼，行天马渡桥。”意谓雪后，鸾窥沼则如入镜，马度桥则如行天。以镜与天，喻池面、桥面积雪之明净，这里即借以写雪。“轻轻纤软”四字，写出了春雪之柔软细腻。天气并不严寒，又无风，雪花不易凝为大朵。因此，它才能沁入兰心，粘上草甲。前结两句，宕开一笔，以“料”字领起，展开想象。史达祖生于高宗绍兴末年，其祖籍是汴京，无缘省视家乡。此处“故园”当指他在临安西湖边的家。其《贺新郎·西湖月下》词有“同住西山下”之句，西山即灵隐山。这里用双燕传书抒发念故园、思亲人之意。重帘不卷乃“春雪”、“障寒”所致，春社已过，已是春燕来归的季节，而重帘将阻住传书之燕。睹物伤情，异乡沦落之感溢于言表。
过片续写春雪中的景物。柳眼方青，蒙雪而白；杏花本红，以雪见素，状物拟人，笔意精细。接着笔意一转，连用两典写人。“旧游忆着山阴”，用王徽之雪夜访戴逵，至门而返的典故：“后盟遂妨上苑”，用司马相如雪天赴梁王兔园之宴迟到的故事。梅溪颇具浪漫气质，面对一派雪景，不由想起古之文人雅士踏雪清游的情景，不禁心向往之。“熏炉”二句，上承“障新暖”及“障寒较浅”之意。春天已来临，春雪却意外降临，使闲置不用的“熏炉”重又点起；春雪推迟了季节，冬装还得穿些时候，做春衫的针线且可放慢。后结二句补足前两句。“凤鞋”系妇人饰以凤纹之鞋。“挑菜”指挑菜节。唐代风俗，二月初二日曲江拾菜，士民游观其间，谓之挑菜节。宋代沿袭了这种风俗。“灞桥”句又用一雪典。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载：郑綮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这里扩展开来说，暗示即使到了挑菜节，仍是寒气未褪，人心倦出的因素仍在，暗示出词人心境在这大地复苏时节的凄凉仍旧。江浙一带有民谚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挑菜节下雪不足为怪。
这首咏雪词立意上虽无特别令人称道之处，却给人以美感，而成为梅溪咏物词中又一名篇，其妙处全在于其精工刻划。此词题为“咏春雪”，却无一字道着“雪”字，但又无一字不在写雪。且全词始终紧扣春雪纤细的特点来写，“巧沁兰心，偷粘草甲”之春雪，决不同于“战罢玉龙三百万，败残鳞甲满天飞”之冬雪，“碧瓦难留”、“轻松纤软”均准确把握了春雪的特征。这首词咏物又不滞于物，前结及下片“旧游”以下六句，均不乏想象与议论。虚笔传神，极有韵味。梅溪精于锻句炼字，如“青未了、柳回白眼，红欲断、杏开素面”这一联，以柳芽被雪掩而泛白称之“白眼”，又以杏花沾雪若女子涂上铅粉，而谓之“素面”。在不经意中用了拟人手法。“青未了”、“红欲断”，准确地把握了分寸，笔致细腻，空灵而不质实。后结二句，《花庵词选》谓其“尤为姜尧章拈出”，陆辅之《词旨》也将其录为警句，其长处也在于含蓄蕴藉。“凤鞋”借指红妆仕女，“挑菜”点明节令，“灞桥”隐含风雪。用一“恐”字领起，显得情致婉约，清空脱俗。姜夔评梅溪词“奇透清逸”，此词可为代表。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