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折一身瘦骨，踩雨后的虹桥，进山。
在山山与树树的夹缝间，辟半亩薄地，起一间柴屋，只栽松柏。男松站远些，刚劲孔武，护塞戌边；女松倚近些，端茶递水，红袖添香。老松可对弈，小松可共舞。酒醉茶酣也可“以手推松曰‘去’”。山认樵夫给树，水认渔翁给鱼，我非樵非渔，便拥有一切，无路则处处是路。
山中何事？
闲闲地餐风饮露，忙忙地耕云种月。
写几行骈文骊句，用松针钉在篱笆上，花朵来读有花香，蝴蝶来读有蝶味，萤火虫来读有萤光，山鬼来读有鬼意，仙人来读有仙气……诗越读越厚，日子越读越薄，生命越读越轻。
明天有明天的飞花，后天有后天的落叶。
反正这山中没个忙人，反正这山中没个闲人。
蓄了一春的露，檐前的小瓴也该满个七八分了。日头下端进新垒的红泥小炉。用去岁晒干的花尸燃火，才不会把水煎老。宠自己一回，今年就用那把不曾舍得用的养得釉亮的晚唐小壶。一盏香茗、一柱檀香，一人独对一山，一心静面一世。往日的尘缘都不得记不起来了，就喝眼前的茶吧。
茶要独品，酒需共酌。
这好山只归我一人所有。让我如何能信？可不，山中无甲子，大约在三个秋天之前就有山背后的白须飘胸的老翁来访，用一串铜钱来换我的松花酒。我说如如今通用银子，他不懂。好说歹说，用三双草鞋换去我两竹筒的酒。并向我打探山外的世道，我故意很使劲地想，然后说是元。他诡诡地一笑，笑得我心里发虚。再问我进山的道，我指的东西南北，他丢下两句没头没脑的话，径自去了。此后也就是隔山说些阴晴圆缺的话，也没什么来往。
年前找他对酌，只见两间茅屋，一间紧闭，草绳紧紧拴了门环，另一间住人，极其简陋。奇的是窗上糊纸竟是三尺棉宣，依稀可辨三五字句：“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倒是好句，只是意未尽而气未结，加上无奈的沧桑像一件短衣，终究遮挡不住曾经的少年血气，不知那双倦了的诗眼在后句中将望向何处，无从寻觅。更奇的是宣纸已泛黄，浮着一层虚幻的锈色，却明明白白一阵墨香。再偷觑那间紧闭的屋，门缝里逼出来一股霉味，欲近还难，老翁面有愠色，边忙知趣告退，疑惑便自此悬于心头。
眼看秋叶落尽，陈酿也快见底。日日忙着拾掇松花酿新酒，我叫它花雕它就叫花雕。想着借开春送酒话个暖，再一探究竟。
孰料面对的竟是一堆废墟，老翁已绝了踪迹。捡出一残破条幅。却是新纸鲜墨写着：“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紧接着是一枝疏笔墨梅。想来或是一时无句信笔点梅；或是墨尽而笔已秃，扔之不舍，意犹未尽，想想，也罢也罢，秃笔余墨画梅正好。点点梅瓣，拙得很有逸气。我心中悬石砰然而落，方知是我的眼拙了，那紧闭茅屋乃藏万卷诗书，山中潮气重，书霉得也重，而这布衣老者便是隔世的骚人墨客，隔世，隔几世？唉，千古繁华原只是一道薄风，他在山中避过这道风。于世间的缺漏与错过，究竟是遗憾还是那幅墨梅枝桠间的最好留白？
老翁与书此去何往？
山更远的山……天以外的天……
若下一世能相遇，在红尘便罢了。若还在山中，我必送他一壶花雕，外加两句：“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他自当会心一哂。
一盏淡茶，一壶薄酒。
山是空了的山，老翁是空了的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