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标题的意思为“劝酒歌”，内容多是咏唱喝酒放歌之事。这首诗是诗人当时和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老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作客，作者正值仕途遇挫之际，所以借酒兴诗，来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抒发。在这首诗里，李白“借题发挥”，借酒消愁，感叹人生易老，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
这首诗十分形象的体现了李白桀骜不驯的性格：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热情豪放，“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得意须尽欢”。全诗气势豪迈，感情豪放，言语流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李白咏酒的诗歌非常能体现他的个性，思想内容深沉，艺术表现成熟。《将进酒》即为其代表作。
诗歌发端是两组整齐的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颍阳去黄河不远，登高纵目，故借以起兴。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如此波澜壮阔的现象，必定不是肉眼能够看到的，作者是幻想的，言语带有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去，势不可回。一涨一消，构成舒卷往复的咏叹味，是短促的单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所没有的。紧接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前二句为空间范畴的夸张，这二句则是时间范畴的夸张。悲叹人生苦短，而又不直言，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神态宛如画出。将人生由青春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之事，把原本就短暂的说得更为短暂，与前两句把原本壮阔的说得更为壮阔，是“反向”的夸张。开篇“以河之水一去不复返喻人生易逝”，“以黄河的伟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这个开端可谓悲感至极，却又不堕纤弱，可以说是巨人式的感伤，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也是由长句排比开篇的气势感造成的。这种开篇的方法作者经常用，比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说：“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可见其颇具创造性。此诗两作“君不见”的呼告（一般乐府诗只是篇首或篇末偶尔用），又使诗句感情色彩大增。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
“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似乎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然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诗人“得意”过没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似乎得意过；然而那不过是一场幻影。“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三首·其二》）又似乎并没有得意，有的是失望与愤慨，但并不就此消沉。诗人于是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令人鼓掌赞叹的好句子。“有用”而且“必”，非常的自信，简直像是人的价值宣言，而这个人“我”是需要大写的。于是，从貌似消极的现象中透露出了深藏其内的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入世的积极的态度。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应为这样的未来痛饮高歌，破费又算得了什么！
“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这足以令所有凡夫俗子们咋舌。诗如其人，想诗人“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何等的豪举。所以此句是深蕴在骨子里的豪情，绝非装腔作势者可以得其万分之一。与此气派相当，作者描绘了一场盛筵，那决不是“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而是整头整头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决不罢休。多痛快的筵宴，又是多么豪壮的诗句！至此，狂放之情趋于高潮，诗的旋律加快。“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几个短句忽然加入，不但使诗歌节奏富于变化， 而且使我们似乎听到了诗人在席上频频地劝酒。既是生逢知己，又是酒逢对手，不但“忘形到尔汝”，诗人甚至忘了是在写诗，笔下之诗似乎还原为生活，他还要“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以下八句就是诗中之歌了，这纯粹是神来之笔。
“钟鼓馔玉”即富贵生活（富贵人家吃饭时鸣钟列鼎，食物精美如玉），可诗人却认为这“不足贵”，并放言“但愿长醉不复醒”。诗情至此，便分明由狂放转而为愤激。这里不仅是酒后吐狂言，而且是酒后吐真言了。以“我”天生有用之才，本当位极卿相，飞黄腾达，然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说富贵“不足贵”，乃是出于愤慨。以下“古来圣贤皆寂寞”二句亦属愤语。诗人曾喟叹“自言管葛竟谁许”，说古人“寂寞”，其实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寂寞”，所以才愿长醉不醒了。这里，诗人是用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说到“唯有饮者留其名”，便举出“陈王”曹植作代表。并化用其《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古来酒徒很多，而为何偏举“陈王”，这又与李白一向自命不凡分不开，他心目中树为榜样的都是谢安这些高级人物，而这类人物当中，“陈王”曹植与酒联系得比较多。这样写便有了气派，与前文极度自信的口吻一贯。再者，“陈王”曹植于曹丕、曹睿两朝备受猜忌，有志难展，也激起诗人的同情。一提“古来圣贤”，二提“陈王”曹植，满满的不平之气。此诗开始似乎只涉及人生感慨，而不染指政治色彩，其实全篇饱含了一种深广的忧愤和对自我的信念。诗情之所以悲而不伤，悲而能壮，即根源在此。
刚露一点深衷，又说回酒了，而且看起来酒兴更高了。以下诗情再入狂放，而且愈来愈狂。“主人何为言少钱”，既照应“千金散尽”句，又故作跌宕，引出最后一番豪言壮语：即便千金散尽，也不惜将名贵宝物“五花马”（毛色作五花纹的良马）、“千金裘”（昂贵的皮衣）用来换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尔”，口气甚大；而且具有一种作者一时可能觉察不到的将宾作主的任诞情态。须知诗人不过是被友招饮的客人，此刻他却高踞一席，气使颐指，提议典裘当马，令人不知谁是“主人”，浪漫色彩极浓。快人快语，非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出此。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直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犹未已，诗已告终，突然又迸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而“万古愁”的含义更其深沉。这“白云从空，随风变灭”的结尾，显见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通观全篇，真是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笔不办。
《将进酒》篇幅不算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它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全篇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这诚然与夸张手法不无关系，比如诗中屡用巨额数字（“千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万古愁”等等）表现豪迈诗情，同时，又不给人空洞浮夸感，其根源就在于它那充实深厚的内在感情，那潜在酒话底下如波涛汹涌的郁怒情绪。此外，全篇大起大落，诗情忽翕忽张，由悲转乐、转狂放、转愤激、再转狂放、最后结穴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气势，亦有曲折，纵横捭阖，力能扛鼎。其歌中有歌的包孕写法，又有鬼斧神工、“绝去笔墨畦径”之妙，既非鑱刻能学，又非率尔可到。通篇以七言为主，而又以三、五言句“破”之，极参差错综之致；诗句以散行为主，又以短小的对仗语点染（如“岑夫子，丹丘生”，“五花马，千金裘”），节奏疾徐尽变，奔放而不流易。《唐诗别裁》谓“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此篇足以当之。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咏史诗，是诗人早年间游历汉高祖故乡时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这一时期，李商隐初涉仕途，政治热情极高，尽管屡因朋党争斗而遭排斥打击，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人在这里用了很鲜明的色调来赞誉汉高祖，并以项羽作陪衬突出了高祖建汉的恢弘气势。刘邦和项羽虽然都同为反秦义军的领袖人物，可最后的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归了刘邦，这是一种王者之风的胜利，项羽大败垓下是历史的必然。全诗对汉高祖的崇羡之情溢于言表，并立志要效仿汉高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