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这是一首饶有情韵的咏茶词，上片咏宴集烹茶，细致优雅；下片引入情事，兼写捧茶之人。
上片前三句写群贤高会宴饮的情状，为下文咏茶作铺垫。“雅燕”，即雅宴，高雅的宴会。“飞觞”，举杯饮酒。觞，古代盛酒器，呈雀形，称羽觞，故谓举觞为飞觞。挥麈清淡，本魏晋名士风习，常执麈尾（拂尘），挥动以助谈兴。如《晋书。王衍传》谓衍“终日清谈，……每捉玉柄麈尾”。“使君”，对州郡长官的尊称。这里当指周熟仁。此三句既点出主人风姿之高雅，又点明宴集之盛大，群贤之脱俗，为写品茗助兴作好了辅垫。“密云”二句入题。“密云”，茶名，又名密云龙、密云团。“双凤”，茶名，即双凤团。“密云”、“双凤”皆珍贵的茶饼。“破”，谓擘开茶饼。“缕金团”等名茶皆为贡品，皇帝又每以分赐大臣，即所谓“赐茶”。“外”二句，写生炉子煮水。
古人煮茶，非常讲究选水。扬水江南水，有“天下第一泉”之号，词中的“一品香泉”，也许就是指这最佳的泉水。“轻涛”三句，细写烹茶的情状。宋人很讲究煮茶的方法：把泉水倒进茶瓶，用风炉加热，小沸即可（即术语的“蟹眼”），再把研碎了的茶叶投入，便有白色泡沫浮茶汤上面，称为“玉乳”、“雪花乳”，然后轻轻搅拌，便可斟饮。
这片四句，写美丽的侍女高擎茶具款客的动人场面。“红莲”，指女子的脚步。“坐中”二句，紧承上文。对着名茶美女，怎能不感到良宵太短呢？反愁歌阑酒醒时，人将归去。“点上”二句，说月已当轩，夜深矣，而马弄月影，已不耐烦、暗示已到该离去之时。“频相顾”三句，偏写座客尚未尽欢，流连不忍离去。“相顾”，与上文“娇鬟”呼应。
此词既细腻传神地写出了煮茶的程序，又写出了雅宴清谈中侍女的娇美，坐客的流连，表现了高会难逢，主人情重的意蕴，充满清雅，高旷的情致。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上片写自己泛舟颍河时触景生情，下片写月出波心而生的感慨和思念之情。全词委婉深沉，清丽凄恻，情深意长，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之情。
“霜馀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颖咽”，上阕起首两句描写了作者泛游颍河所见到的景致。颍州有颍河汝水，最终汇于淮河之中。“霜馀”两字交代作者到颍州时正值深秋，秋高天旱、草木枯萎，颍河也失去了春夏时期波澜壮阔的气势，温婉细流涓涓而下。水声潺潺，在作者听来，如怨如慕，恰恰吻合他此时思念恩师的心情。将河水拟人化的写法，更显得情真意切。
“佳人尤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通过写颍州人对于欧阳修的怀念，表达了词人自己深切的思念。其中有人生如梭的慨叹，时间如同闪电一样快速逝去，只有像欧阳修那样为人、为政、为文，才能够长久得被人们铭记。欧阳修在颍州期间，颇有政声，建树多多，深得当地父老的敬重与爱戴。颍州父老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匠作出的贡献，不但世代传唱他在颍州创作的诗词，还立祠以表怀思。四十三年转瞬飞逝，而恩师也已驾鹤多年，作者不由得慨叹时光无情，对先师的怀念有增无减，令人动容。
下阕体例与上阕基本一致，均为由景及情，前面两句写颍河的晚景。“草头秋露流珠滑”，深秋的晚上，已经开始降下露水，露珠晶莹剔透且圆润光滑，但却不能长存。“三五盈盈还二八”点明月亮阴晴圆缺的状态。南朝鲍照有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南朝萧统《文选》为其作注释日：“二八，十六日也。”在这首《木兰花令》里，词人以露珠的流逝与月亮的圆缺慨叹时光飞逝、人生无常，也是对前文“四十三年如电抹”的诠释。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作者全词结尾处将主旨进一步明朗化。四十三年过去了，现在能记得醉翁的人还剩下几个。恐怕只有作者与这倒影在西湖水底的明月。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写西湖月能“识翁”，含蓄写出欧阳修在颍州时常常夜游西湖，用西湖见证醉翁在颍州的所有功绩。
苏轼少年求学京城，得到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携。后来两人又政见相同，诗文相和，成为忘年之交。在苏轼的人生中，欧阳修对其行文、为政、处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如此，作者的慨叹与思念才显得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而此词更出彩的一点，在于词人将内心的真情揉碎于水光月色之中，缠绵悱恻，娓娓道来，氤氲进人的内心深处。
诗从“今日乐上乐”写起，先点出今日之乐不同寻常，乃乐上之乐。第二句“相从步云衢”写求乐的地点。相从，谓互相伴随，见得不是一人。步云衢，即踏上登天大路。以下即展开对天上宴会场面的描写，把“乐上乐”的情景具体化。先写酒席：美酒是天公出的，鲤鱼是河伯出的，东方青龙七星来铺排筵席，西方白虎七星来把壶斟酒。天公是天上的主宰者，他也对宴席有奉献，可见宴上的“我们”地位之高。次写歌舞：工于鼓瑟的南斗星，长于吹笙竽的北斗星，都前来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耳垂明月珰的嫦娥前来献舞，身穿彩衣的织女奉上了美石与佩玉；这时苍霞和清风也放开美妙的歌喉，唱起齐地、吴地的歌曲助兴。这情景，真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听。在这里，既没有对神仙神物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也没有羡慕和乞求，相反，倒是一切皆服务于“我们”，“我们”是宴会的主人。最后两句是宴会结束，当“我们”登车而去时，流星前来驾车，正在下滴的露珠便成了车盖的帷幕。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快意，“我们”是多么自豪，只有“我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一群，俨然如天地间的主宰。
这首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仔细一玩味，诗中所涉及的一切，不管是酒、鱼、席、壶，还是明珰瑛琚、东讴西歈，无一不是人间的、不是人间的人们特别是富有者们所享受的。所以这场盛宴，不过是人间盛宴的折射。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的首尾往往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样的套语，不一定与内容相关，因为这类诗都是用来在宴会上娱人的，为了取悦宴会的主人们，便加上这样祝颂性的诗句。这首诗亦是如此。所以，它实际上体现了人间享乐者们的欲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人间的口耳之福，还要上天堂享乐，并让天上的神仙也为自己服务；主宰天上的世界，无所拘限地扩大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首诗歌颂了这些享乐者，所以其思想性并不足取。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诗写得恢宏恣肆，显得很有气势，意态不凡，因而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此诗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以赋的笔法，借助天文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尽情铺张，同时又层次井然，纷繁而不乱。其次，诗歌运用拟人手法，把神话中人物和天上星宿都“驱遣”到酒席宴会上来，让它们各司其职，并都切合其特点，“个性”鲜明，“面目”可见。这些都非富于想象、善于想象者不能为之。诗中除开头二句外，其他皆为对偶句，共六组十二句，连连排比，使赋法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对偶句中，又善用互文，上下句各举一边，合则互相补充，既语言简炼，又文意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