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按传统说法，《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即诗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曾怀疑这一说法，但他撰《周大武乐章考》研究《大武》的歌辞时还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即认为《大武》六成有诗六篇。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与《大武》有关的诗为《武》、《酌》，又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数语，提及《大武》中诗有《武》、《赉》、《桓》。这样，六篇就确定了四篇。王国维又根据《周颂》末四篇的排列顺序，认为《般》诗为其中一篇。又据《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一语，推断还有一篇诗，其中有“宿夜”一词，“宿夜”即“夙夜”，他认为《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当为《大武》之第一篇歌诗，以下依次为《武》、《酌》、《桓》、《赉》、《般》。后经冯沅君、陆侃如，尤其是高亨的详细考辨，断定《大武》第一篇当为《我将》（详见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并重新排列了后四成歌诗的次序。于是，《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
《周颂·我将》诗始言奉献牺牲于天帝，祈求天帝保佑。据《乐记》，《大武》一成象征武王出征，周人出征，必先祭祀天帝，求得天帝的保佑，此诗的首三句说的就是这事。次言继承文王之遗志，以求“日靖四方”，也就是统一并安定天下。文王时代，伐犬戎，伐密须，伐耆，伐邘，伐崇，文王殁后，武王欲完成文王未竟事业，伐纣克商，追思文王创业之功，深觉当遵循文王行之有效的种种法典。末言夙夜“畏天之威”，是说自己日夜不忘天帝和文王之命，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早日安定天下。对武王而言，天命和文王之典是一致的，文王的遗志也就是“天威”（天命之威）。这就是此诗把祭祀文王和祷告上天合而为一的缘故。全诗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即周武王出兵之前向父亲的神灵和上天陈述出兵的目的，并祈求保佑。其语言质朴，充满敬畏之情。
上片写黄州、黄石一带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味。三幅画面组缀成色彩斑斓的乡村长卷。“西塞山”配上“白鹭飞”，“桃花流水”配上“鳜鱼肥”，“散花洲”配上“片帆微”。这就是从船行的角度自右至左依次排列为山—水—洲的画卷。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青、蓝、绿配上白、白、白，即青山、蓝水、绿洲配上白鹭、白鱼、白帆，构成一种素雅恬淡的田园生活图，这是长江中游黄州、黄石一带特有的田园春光。
下片写效法张志和，追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答李端叔书》）的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自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勾画出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斜风细雨不须归”，描绘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情调。下片还是采用“青”（箬笠）、“绿”（蓑衣）与白（雨）的色调相配，烘托出了苏轼此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全词虽属隐括词，但写出了新意。所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隐士生活情调，而是属于苏轼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全词的辞句与韵律十分和谐，演唱起来，声情并茂，富有音乐感。
此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全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呼应；即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阔大，情调乐观昂扬。
词以一个问句开始，词人写道：“何处望神州。”“神州”指中原地区。“兴亡”指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这里的“神州”是词人心中不忘的中原地区，是他一生都想收复的地方。接着写道：“满眼风光北固楼。” “北固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上，下临长江。词人登上北固亭以望神州，看到的却是北固楼的优美风光。然而，那时候却是山河破碎，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对于爱国诗人来说，触景生情，心念家国，哪里有兴致去欣赏美景。
词人接着说： “千古兴亡多少事？”这是一句问话。词人禁不住发问，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往事悠悠，是非成败已成陈迹，只有这无楼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形容漫长、久远。这里，叠词的运用，不仅暗示了时间之慢，而且也表现了词人心中无楼的愁思和感慨。接着的“不楼长江滚滚流”句，词人借用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楼长江滚滚来”意境，不但写出了江水奔腾而去的雄壮气势，还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感、历史感都形象地表达出来。
接下来，辛弃疾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笔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地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作者自问又自答曰：“曹刘”，唯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辛弃疾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略，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芹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非称赞有加，然而，在这首词里，词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其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意。 作者在这里极力赞颂孙权的年少有为，突出他的盖世武功，其原因是孙权“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极似，作者这样热情赞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其实是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鞭挞。
据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辛弃疾借用此典，意在说明只有像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才能与孙权一决高低。其实，暗示了只有孙权才是天下第一英雄。词人赞赏孙权，就是要此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感叹如今南宋当下没有像孙权这样的人来扭转乾坤。
于是，词人末句写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据有关资料记载，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孙权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于是感叹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 意思是说，生儿子应该像孙权一样，而刘景升的儿子就像猪狗一样。我们从词人用这一典故来看，希望南宋有如孙权那样的有志之士。其实，这也暗示了自己就如孙权一样，有奋发图强，收复失地的伟大理想。当然，暗示了自己的对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愤恨。
曹操所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摇摇欲坠的政局中，也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对刘景升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然而纵然作者不予道破，而又能使人感到不言而喻。因为上述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辛弃疾只说了前一句赞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辛弃疾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和议的众多王公大臣，都是刘景升儿子之类的猪狗。词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意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中只有曹操、刘备配称孙权的对手。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的蕴含和思想深度来说，南宋时代人，如此看重孙权，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为南宋朝廷实在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却没有出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本是曹操的语言，而由辛弃疾口中说出，却是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奋发图强的时代的呼声。
这首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怆雄壮，意境高远。它与稼轩同时期所作另一首登北固亭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风格明快，一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其趣，而都不失为千古绝唱，亦可见辛弃疾丰富多彩之大手笔也。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