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重阳节后,登高饮酒,面对深秋傍晚的景色,排遣思乡怀人的愁怀。“九日黄花”,指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正是菊花盛开、饮酒赏菊的季节。重阳节历来有登高的风俗,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赵可这首词中说“九日黄花才过了”,重阳节才过,却又登高饮酒,作者说是“一尊聊慰秋容老”,似乎是为了抚慰秋光。但从词的收尾句“酒阑望断西河道”,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心理,实际上是为了排遣思乡怀人的苦闷。作者因重阳节而引起的思乡怀人之情,似乎还萦绕心头,只不过不愿明白对人道出罢了。
这首词的在艺术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写景的技巧。整首词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深秋山水图,层次井然。上片写自己的所在的西山,有近景:“高栋飞云,正在霜林杪”;有中景:“霜树重重青嶂小”。下片写由西山望东山,是远景:“翠色有无眉淡扫,身在西山,却爱东山好”,并且写到西山之间的河流:“流水极天横晚照”。通过多层次的描写,展现了晚秋山水的全景。而这些景物画面的转换和衔接又很巧妙,是一位身在高处的人的观察所见,使读者想到好像一架摄影机从高处移动着镜头,从西山的全景移到山巅的高栋飞云,又转到远处的东山,山下的流水、道路。“青嶂小”,正是从高处所见;“翠色有无”,则是遥望所及,都是从一个中心视点出发拍摄的镜头。词中对整个画面的设色,以素朴的淡色调为主,从平淡中又透出一种丰富;重重霜树的黄叶与白霜,远山似有若无、如蛾眉淡扫一般的浅浅的翠色,流水的青碧和晚照的红色,相映相衬,显示出“秋容”虽老,但却富有特殊的美感。在这种背景之下,词人抒写出一种若隐若现的乡思,使全词形成了一种高旷中略带沉郁的格调。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
词序点明董“梓漕得罪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的原因,惊讶董视罪罢无事而“丰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记录了董续柳氏忧患与共的深情。
全词主要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构思,赞颂董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归鄱阳”,“忘怀于进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写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轻,进入到写致仕后的美好家庭生活。开头六句,就写了两个“忧喜相寻”: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怀”董毅夫之“进退”而“同忧患”。他们经过了一番“风雨”的打击之后,心情如“一江春绿”,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峡梦”醒,身心皆空,过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东汉伯鸾与德耀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情爱和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志的史事,进一层赞颂董毅夫与柳氏过着“清欢”、“粲然”、“光彩”而带着“兰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感情,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东坡却能体验人微,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写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进一层写董毅夫与柳氏淡然面对人间烦恼,“欣然”、“益安”同“忧患”的人生态度。开头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声。“幽梦里”,吐真言。东坡过着贬居生活,非常寂寞,只有靠虚幻的梦境来求得片时的慰藉。“肠断处”,不理睬,一切听自然。到了“肠断”的境地,真挚之情自不待言。可见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贤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衬出董毅夫有情有义,不是“文君婿”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王孙的赐予那样“卑辱”的软骨头。显然,东坡是站在封建传统的观念上来看待司马相如的,不足为训。第七、八、九句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是说贤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东坡反其义而用之,可谓妙笔。最后三句发出衷心祝愿:愿董柳远离尘世,清闲无忧,左右相伴,白头偕老。
全词,序言和正文互补,如道家常;想象与现实融会,情调浪漫。喻义精当,寓意深刻。五处用典引诗,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炼文字,又准确表意,实为东坡词的一大特色。东坡与家僮建立起一种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己与董毅夫的宦场失意的落泊感。
此诗兴中有比,开头以寒泉水冷,浸淹野草起兴,喻周室的内乱与衰微。而这,亦写出了王子匄触景生出的悲情。接着以直陈其事的赋法,慨叹缅怀周京,充溢浓郁的悲凉之感。而三章的复沓叠咏,更是把这种悲凉之感推到了一个极点上。到了末章,却来了一个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说到周王朝鼎盛之时,万国朝拜的盛况。或者又如红楼中,经历过至盛的繁华之后,终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彼时穿了大红猩猩毡,行走于雪野中的落魄公子宝玉,大概也会想起往年家族极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梨香院女孩唱的那支“原来这姹紫嫣红开遍”的曲子。
此诗的前三章,是《诗经》中典型的重章叠句结构,各章仅第二句末字“稂”“萧”“蓍”不同,第四句末二字“周京”“京周”“京师”不同,而这又恰好在换韵的位置,易字目的只是通过韵脚的变化使反覆的咏唱不致过于单调,而三章的意思则是完全重复的,不存在递进、对比之类句法关系。第四章在最后忽然一转,这种转折不仅在语句意义上,而且在语句结构上都显得很突兀。因此古往今来,不乏对此特加注意的评论分析。有人大加赞赏,如清人陈继揆牛运震;也有人极表疑惑,如宋人王柏和今人向熹。持怀疑论者有一定道理,但除非今后在出土文物中发现错简之前的原有文句,否则这种怀疑本身仍将受人怀疑。何况检《国风》一百六十篇,就会发现虽然三章复沓叠咏的有不少,如《周南·樛木》《召南·鹊巢》《卫风·木瓜》《郑风·缁衣》等等,但三章复沓叠咏之后再加上句式不同的一章那样的结构并非一无所见(如《邶风·燕燕》即是)。语句部分重复在《国风》、《雅颂》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如“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就见于《鄘风·蝃蝀》《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三篇中),更不能据此径自说某句是某诗的错简。并且,此诗第四章的前两句与前三章的前两句相比较,“昔时苗黍,今则苞稂;昔时阴雨,今则冽泉”(清陈继揆《读诗臆补》),可谓“字字对照,直以神行”(清陈震《读诗识小录》),在内容上也是互有关联的。正是因为以寒泉浸野草喻周室内乱势衰的比兴加上慨叹缅怀周京直陈其事的赋法本身已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感,而三章复沓叠咏使这种悲剧感加强到了极点,所以末章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就令人产生非常兴奋的欣慰之情,这样的艺术效果当然是独具魅力的。从这一点上说,完全有理由将《下泉》一诗置于《国风》的优秀篇章之列。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