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作者《正乐府十篇》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大致可分为三段。
从“秋深橡子熟”至“用作三冬粮”八句为第一段,写老媪拾橡子的艰辛及用途。前四句寥寥数笔,便点出时令、地点、人物、事件和具体活动时间,勾画了一幅孤凄悲楚的荒山拾橡图。“伛偻黄发”,状出老媪筋骨累断、膏脂枯干的形象;“践晨霜”则说明老媪动身之早,天气之寒。从人物形象和动作方面,读者可以看出统治者给人民所留下的种种创伤。五到八句写橡实的拾取、制作之难和它对老媪的“宝贵”作用。一个时辰方拾一捧,一天才可勉强盈筐,拾取橡实实在很难。榛芜冈上橡树丛生,橡子本来很多,老媪起早贪晚却收效甚微,这一方面说明老媪之年高体衰,另方面则暗示出抢拾橡子的决不只老媪一人,从而能以小显大地表现出饥馑遍天下的悲惨现实。
从“山前有熟稻”至“橡实诳饥肠”等十四句为第二段,是老媪的自述,主要写老媪被逼拾橡子的具体原因。“山前有熟稻”等四句,说明老媪以橡实“用作三冬粮”并非懒惰无收,相反,她家的田间所呈现的是稻涌金浪、香气袭人、米粒如玉的一派丰收景象。“持之纳于官”等六句,则写出了导致年丰民不足、老媪拾橡实的主要原因。向官府缴纳赋税犹可,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官府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他们竟用加倍大斗收进赋税。“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是对封建社会吏治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写出了贪官污吏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的心理状态和恶迹。“农时作私债”等四句,是对上述原因的概括回答。“农时作私债”,写出了地主富户对农民的巧取;“农毕归官仓”,则写出了官府对农民的剥夺。正由于地主和官府沆瀣一气,巧取豪夺,所以才使得老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以致饿急了只好拿橡实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总之,这一段老媪拾橡子的具体原因的剖露,入木三分,把唐末统治者的凶残、狡诈和所行无忌的豺狼面目给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了。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着重写诗人耳闻目睹这黑暗现实后内心的慨恨,并对老媪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特色。首先,诗歌在思想上颇具锋芒,作者把批判矛头直指上层统治者。诗人描绘老媪霜晨拾橡图并非目的,而借题发挥,暴露封建统治者残酷榨取民脂民膏以肥己的罪恶,才是诗人的本意。皮日休的超群处,正在于他善于踏着客观描写的跳板,凌空飞剑直下,通过“吾闻田成之,诈仁犹自王”二句的主观抒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王”。在最后一段里,作者运用田成子诈仁成就王业的典故与现实作比,在于说明:田成子主观上虽然假仁假义,刁买人心,但客观上老百姓到底还是从其大斗出、小斗入上得到了一点好处,他也因此而成就王业。而当世唐朝皇帝支持贪官狡吏恣意剥夺,是连表面上的假仁假义都做不到。这样的结尾因用典而趋之含蓄。
其次,赋的手法的运用也很有特色。“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皮日休在这首诗中落笔便直截了当地写橡媪被逼拾橡子的形象和促其行动的原因,不事假借,不用比兴,没有状物绘景,没有刻意求工,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浸泡在浓烈的诗情中,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充满感情地对事情加以层层敷陈。这里,可以说,事件是骨肉,情感是血液,骨肉血液有机配合,才使诗中的形象能站能行,能歌能泣,从而收到情景逼真、深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另外,语言质朴通俗,刚健有力,叙事明晰,情发有据,用典活泼,形象生动逼真。
这是一篇构思新颖别致的散文。题目名曰《道山亭记》,但作者对道山亭本身的构造和外观几乎没有着墨,而是从遥远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慢慢道来,如同电影中的远镜头逐渐向观众逼近,变为特写镜头,让读者既能从阔大的背景中远视,又能在焦点上细察,具有丰厚的美学韵味。作者以洋洋洒洒的文笔,描写了闽地的山川形势,水陆交通以及风土民情,然后点出道山亭的景状及其寓意。文章风格峭拔多变,文笔雄伟奇崛,短句纷陈,新颖别致。
文章一开始,描写道山亭的所在地闽中郡的历史由来和地理特点,尤其侧重从陆路和水路两个方面表现这里的高山险峻和溪水湍急,十分难行。走陆路如同抓着绳子攀登,“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走水路则石头错出急流间,千里上下,不见首尾,“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在陆路上行走,“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在水陆上行走,“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和描写之能事,运用比喻和对比等艺术手法,予以浓墨渲染。特别是对溪水湍急状貌的描绘,十分生动:“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
接着,作者的笔触将描写的空闻进一步缩小到侯官,重点表现这里的地理特点、风俗人情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侯官地平且广,离周围的山较远,南有闽江,东有大海,商船云集、人们喜建华丽住宅,尤其佛、道宫观数以百计,十分瑰丽奇特。这些叙述和描写,十分精练而又富有代表性,为道山亭的建造展现了一个优美适宜的环境。
但是,作者的作文最重“以文明道”,所以他写此文的目的并不仅仅表现道山亭的迷人景致,而是重点赞赏知福州政绩名震遐迩的程师孟及其建造道山亭的举措。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却是重心所在。作者介绍了程公建造道山亭的具体地点、动机和目的,并把程公建道山亭看作其诸多政绩的一部分,肯定了封建官吏在政务之余追求耳目之乐的合理性。这对作者来说,是难得的思想闪光。他不仅认为道山亭建造的地点好:“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更欣赏程公“抗其思于埃墙之外”的壮志,与取名为“道山亭”相吻合,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曾巩的精神追求。
文章既写景又写人,写景从大到小,层层深入,清晰传神。写人(程公)紧扣道山亭的由来,突出其精神风貌,点面结合。文章以道山亭为核心,旁及它的地理特点和人文景观(包括它的建造者),关键处顺便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显得有条不紊,简练生动,给读者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
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
抒情的深婉含蓄是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它表面上只是一般的纪行写景,但平和的外表下激荡着强烈的感情波澜。这里有着喜和忧两种感情的掺和交融,内心微妙的变化,曲折尽致。杜甫举家远徙,历尽艰辛,为的是寻找一块栖身之地,如今来到富庶繁华的成都,“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眼前展开一个行天地,给了他行的生活希望,欣慰之感溢于言表。“但逢行人民,未卜见故乡”,快慰之情刚生,马上又想到了梦魂萦绕的故乡,何时再见,未可预卜,但见大江东去,他自己只能做长年飘泊的游子了。下面接写成都的繁华、气候的温和,又转悲为喜。但成都虽美,终非故土,鸟雀天黑犹各自归巢,而茫茫中原,关山阻隔,他不知道自己何日才能回去。诗人又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中原州郡尚陷于安史叛军之手,一句“中原杳茫茫”,包含着数不清的忧国伤时之情。诗人遥望星空,愁思怅惘,最后只能以自宽之词作结。全诗写喜,并不欣喜若狂,诉悲,也不泣血迸空,在舒缓和平的字里行间,寓含着一股喜忧交错的复杂的感情潜流。
作为纪行诗,这首诗用“赋”来铺陈其事,而“赋”中又往往兼有比兴,因而形成了曲折回旋,深婉含蓄的风格。诗一上来就直道出眼前之景:夕阳西下,暮色朦胧,诗人风尘仆仆地在岁暮黄昏中来到成都,渲染出一种苍茫的气氛。它既是赋,又兼比兴,桑榆之日正是诗人垂暮飘零的写照。同时它也兴起了深沉的羁旅之情。下面写“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都是赋中兼兴。最后写“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暗寓中兴草创、寇乱未平的忧思。诗人妙用比兴手法,笔下的自然景物都隐含深挚的感情。全诗一一闪过山川、城郭、原野、星空这些空间景物,同时也表现出由薄暮至黄昏至星出月升的时光流逝。这种时空的交织使意境呈现出立体的美,烘托出感情上多层次的变化,达到情与景的自然交融。
胡应麟论东汉末年时的《古诗十九首》说:“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诗薮》)杜甫此篇正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这一风格。而在思想感情上,它又突破了《古诗十九首》多写失意飘泊之士苦闷忧伤的小天地,它运用喜忧交错的笔法,写出了关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其高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