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由修筑长城的将领写的长城诗。长城关气势雄伟,登高远眺,朔方形势尽显眼底。此诗描写作者重阳节登上长城关楼时所见的雄阔景色,并以听到敌军已撤出黄河以南地区,军中不用再戒备森严的消息,来衬托修筑长城的作用和意义。全诗洋溢着豪迈兴奋的感情,这在众多的长城诗中并不多见。
王琼在灵州、花马池等地留下了足迹和诗文,他的诗反映出明代边防的严酷现实和他忠于国事、勤劳为政的可贵精神。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这首诗通过琴台及其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爱情故事,表现了诗人对真挚爱情的赞美。前两联先从相如与文君的晚年生活着墨,后回溯到他俩的年轻时代,写他俩始终不渝的真挚爱情;颈联由眼前之景联想,再现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尾联写相如与文君违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后来几乎是无人继起了,诗人深深地了解相如与文君,发出了这种千古知音的慨叹。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从相如与文君的晚年生活着墨,写他俩始终不渝的真挚爱情。这两句是说,司马相如虽已年老多病,而对文君仍然怀着热烈的爱,一如当初,丝毫没有衰减。短短二句,不同寻常,用相如、文君晚年的相爱弥深,暗点他们当年琴心相结的爱情的美好。
“酒肆人间世”一句,笔锋陡转,从相如、文君的晚年生活,回溯到他俩的年轻时代。司马相如因爱慕蜀地富人卓王孙孀居的女儿文君,在琴台上弹《凤求凰》的琴曲以通意,文君为琴音所动,夜奔相如。这事遭到卓王孙的竭力反对,不给他们任何嫁妆和财礼,但两人决不屈服。相如家徒四壁,生活困窘,夫妻俩便开了个酒店,以卖酒营生。“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一个文弱书生,一个富户千金,竟以“酒肆”来蔑视世俗礼法,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诗人对此情不自禁地表示了赞赏。
“琴台日暮云”句,则又回到诗人远眺之所见,景中有情,耐人寻味。我们可以想象,诗人默默徘徊于琴台之上,眺望暮霭碧云,心中自有多少追怀歆羡之情。“日暮云”用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语,感慨今日空见琴台,文君安在,引出下联对“野花”、“蔓草”的联翩浮想。这一联,诗人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酒肆”、“琴台”这两个富有代表性的事物,既体现了相如那种倜傥慢世的性格,又表现出他与文君爱情的执着。
前四句诗,在大开大阖、陡起陡转的叙写中,从晚年回溯到年轻时代,从追怀古迹到心中思慕,纵横驰骋,而又紧相钩连,情景俱出,而又神思邈邈。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两句,再现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相如的神彩则伴随文君的出现而不写自见。两句是从“琴台日暮云”的抬头仰观而回到眼前之景:看到琴台旁一丛丛美丽的野花,使作者联想到它仿佛是文君当年脸颊上的笑靥;一丛丛嫩绿的蔓草,仿佛是文君昔日所着的碧罗裙。这一联是写由眼前景引起的,出现在诗人眼中的幻象。这种联想,既有真实感,又富有浪漫气息,宛似文君满面花般笑靥,身着碧草色罗裙已经飘然悄临。
结尾“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两句,明快有力地点出全诗主题。这两句是说,相如、文君反抗世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后来几乎是无人继起了。诗人在凭吊琴台时,其思想感情也是和相如的《琴歌》紧紧相连的。《琴歌》中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颉颉颃颃兮共翱翔。”正因为诗人深深地了解相如与文君,才能发出这种千古知音的慨叹。这里,一则是说琴声已不可再得而闻;一则是说后世知音之少。因此,《琴歌》中所含之意,在诗人眼中决不是一般后世轻薄之士慕羡风流,而是“颉颉颃颃兮共翱翔”的那种值得千古传诵的真情至爱。
这首诗在人物描写、典故运用方面很是成功,诗写得语言朴素自然而意境深远,感情真挚。在艺术上,首先,人物描写生动形象,十分传神。其次,典故的运用,借他人之情表自己之意。再次,时空跨越,意境深远。
《咏雪》始出于东晋谢安与其子侄辈们的一段即兴对话。言简意赅地勾勒了疾风骤雪、纷纷扬扬的下雪天,谢家子女即景赋诗咏雪的情景,展示了古代家庭文化生活轻松和谐的画面。文章通过神态描写和身份补叙,赞赏谢道韫的文学才华,并因此而流传千古,成为一段佳话。《咏雪》作为清谈名士的教科书,特别注意传达魏晋清谈家的独特的语言形象,重视人物语言的润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文章第一句交代咏雪的背景。短短的十五个字,涵盖的内容相当多。东晋的谢氏家族是个赫赫有名的诗礼簪缨之家,为首的是谢太傅即谢安。在这样的家族里,遇到雪天无法外出,才有“讲论文义”的雅兴。召集人兼主讲人自然是谢安,听众是“儿女”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都说到了。接着写主要事件咏雪(其实是主讲人出题考听众)。主讲人何以有此雅兴?原来是天气发生了变化:“俄而雪骤”,早先也有雪,但不大,而此刻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这使主讲人感到很高兴,于是“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答案可能不少,但作者只记录下了两个:一个是谢朗说的“撒盐空中”;另一个是谢道韫说的“柳絮因风起”。主讲人对这两个答案的优劣未做评定,只是“大笑乐”而已,十分耐人寻味。作者也没有表态,却在最后补充交代了谢道韫的身份,“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这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表明他欣赏及赞扬谢道韫的才气,并写出了谢道韫是“咏絮才”。
为何说谢道韫作的词句更好呢?柳絮,作为春时景物,有似花非花,因风而起,飘忽无根,满天飞舞的特征。晋伍辑之《柳花赋》曾形容:“扬零花而雪飞,或风回而游薄,或雾乱而飙零,野净秽而同降,物均色而齐明。”谢道韫将此来比拟北风吹起漫天飞雪,堪称契合无间。取柳絮可比其形言其大,点明当时的“雪骤”之景,而“因风起”更指出它随风飘舞,漫无边际的自然特点。(宋代的贺铸《青玉案》词有“满城风絮”句。)由此较之,雪花柳絮,可谓是异迹而同趣了。如此再看“撒盐空中”的比方,则未免有局促见肘之嫌了。比喻更讲究神似:盐在空中唰唰地撒,重重地下落,躲都来不及,何谈欣赏?无美感可言。比作柳絮,一扫滞重之感,因风而起,漫天飘飞,这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且柳絮飘飞的季节是春暖花开之时,冬季之冷景,以春季之暖景写出,更见诗意。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元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元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元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元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元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元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元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元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