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仪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话,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净化了的通俗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寓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阁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于此江山万里的悠广背景下凸现出来。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联起来吟味,便觉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它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换头仍紧扣长江水,承上“思君不见”进一步抒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祈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销歇之时。此词以祈望恨之能已反透恨之不能已,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我心”既是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我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相通。这样一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为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心灵上便得到了永久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江头江尾的遥隔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结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的感受。
作者用江水之悠悠不断,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己之钟情期望对方,真挚恋情,倾口而出。全词以长江水为抒情线索,语言明白如话,句式复叠回环,感情深沉真挚,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体现出灵秀隽永、玲珑晶莹的风神。
这首诗分为三段:
头八句“我家江水初发源”至“江南江北青山多”,写登高远眺,触景生情,勾起乡思,中间八句“羁愁畏晚寻归楫”至“飞焰照山栖鸟惊”,描绘傍晚和夜间江上的景色,末六句“怅然归卧心莫识”至“有田不归如江水”,阐发辞官归田的意愿。这三段分别写游金山寺的所思、所见、所感,表达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思念,对于仕途奔波的厌倦和立意辞官归隐的决心。
该诗以“江水”贯穿首尾作为线索,“乡思”是极力渲染的内容。诗人笔势矫健,全篇舒展自如,写景咏怀,融为一体,波澜浩大,才情横溢。
先看头二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这一开头充满了磅礴气势。苏轼的家乡在四川眉山,古书称长江之水发源于四川岷山。苏轼对源于家乡,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江水感到非常亲切,并且引以为自豪。在古代,“江”指长江,“河”指黄河。所以诗中的“江水”,说的就是长江水,不同于今天的泛称“江水”。一个人失意的时候,心情忧郁的时候,最容易想家。“亲眷眷而怀归兮”,苏轼也是如此。所以当他登高远眺的时候,他的目光一接触到浩荡东流的江水,就会设想逆流而上直到大江的源头,设想天际遥远的可爱家乡,也同时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当他在嘉佑元年(1056年)与父亲、弟弟一起出四川,过秦汉之故都,纵观嵩、华、终南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那时他丰华正茂,意志昂扬。到京都后他得到了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位居进士乙科第二名,更是踌躇满志,可以说前程如花似锦,然而后来的仕宦生涯却不顺心,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肯与世俗相附炎,而屡遭挫折。他面对眼前波涛起伏的江水,不由得想到自己在宦海中的沉浮。漫长的岁月,竟然把他从江水发源的故乡引到了江水入海的地方,这简直难以思忆。,他感叹自己仕宦不归,就像江水入海不回一样。“宦”,作官。“宦游”,因作官而游历四方。苏轼一反李白“江水送人”的写法,而说“宦游直送江入海”,变成了“人送江水”。笔调新奇,耐人寻味。江水不平,波浪迭起,这正是诗人经历的形象写照。诗人已送走了多少充满风浪的日子,送走了心中多少不平和感慨,而未来就不知如何了。
接下来“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四句,以丰富的想象描述登临所见的壮丽景色。“闻道”说明是听来的,这样“潮头一丈高”乃是作者意念中的形象。枚乘在“七发”中有这样的描写“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而这里,苏轼以“一丈高”画出江浪排空的奇景,巍巍壮观,给人留下了更加鲜明的印象。由于天冷水涸,往时汹涌的潮头如今已经销声,但却并未匿迹,即“沙痕在”。苏轼游金山寺时,已是十一月初,季节入冬,故曰“天寒”。“天寒尚有沙痕在”,尽管时令变迁,可是巨浪卷起的沙痕依然历历可见。这两句是前虚后实,极写江水之气势。妙在从沙痕引起联想,感叹大自然的无穷威力和变化。正是由于诗人驰骋笔墨,不局限于眼前之所见,因而诗中景象扩大,意境雄奇。“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两句,跟前两句倒一下,是前实后虚。作者谈到山水名盛,意在增强诗篇的艺术感染力。“石盘陀”是堆垛在一起的巨大石头,只有在江面上才能看到的奇景。它又引起了作者“古来出没随涛波”的遐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这一堆堆的巨石,水涨而“没”,水落而“出”,依然故我,岂不是历史的见证。诗人心潮起伏,想到自己的仕宦生涯,就像潮涨潮落那样浮沉不定。那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那巍然不动的“石盘陀”正是象征着历尽磨难的诗人不愿顺乎上下而变其操守、变其品德一样。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里鲜明展现了诗人登上金山之巅,向远处家乡深情眺望的生动画面。“试”字见作者思乡心切,明知故土远在天边难以望及,却偏要一“试”。这种执着的想念,是作者厌倦仕宦生活的表现。他满腹的愁怨与不平,希望在登高时泄发,在怀归中忘却。正如王粲《登楼赋》中所写:“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一样,苏轼的远眺,只能是愁上加愁。“江南江北”一句写青山密布,并非泛言景色之美,而是哀叹望乡不见。青山挡住了诗人的视线,“山多”即愁多,苦多也。与《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的描写十分相似。到这里作者的情感得到了有力地抒发。以上八句写的是白天所见的景象,用的是虚实结合的手法,诗人在所思上极费琢磨,下了功夫。
“羁愁畏晚寻归楫”开始,转入暮景和夜景的刻画,更为奇丽壮观。“羁愁”乃羁旅之愁。作者心怀乡国,到了傍晚旅愁更深,思念更苦。“畏晚”二字传神地表露出诗人的心理,这种心理颇具普遍性。在苏轼之前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不是发出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千秋浩渺的慨叹。在苏轼之后,元代马致远的《秋思》道出了飘泊者无尽的愁绪,“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见“畏晚”的心情是羁旅之人常有的,只不过对失意的人来说,“畏”更厉害,“愁”更深罢了。“归楫”指归舟,这是一种借代的手法,用个别借代整体,“楫”是船桨,以之指代船。作者“寻归楫”未成,因为“山僧苦留看落日”。一个“苦”道出了宝觉、圆通二僧的情意,也预示着落日的景象一定十分迷人。果然,江中落日景色美不胜收,诗人用“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这一联对偶刻意描摹。看,微风轻拂,辽阔的江面上泛起了细密的波纹,片片晚霞,在半空中燃烧,那鱼尾般的颜色,火红而艳丽。诗人对风景的观察极为细致,而表达又是那样的生动贴切,上下对仗十分工整,语言锤炼很好。因为“风微”所以水波才像“靴纹”那样细微,而“霞”是断成一片一片的,就像层层叠叠的鱼尾麟,从中放出鲜红的颜色。波之美在水中,是近景;霞之美在天上,是远景,上下相映,水天交融,这是一幅迷人的色彩绚丽图画。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这是入夜以后不同时间的两种景色:一是新月高挂,洒下淡淡的光辉;—是二更时分,月亮消失,一片漆黑。李纪香《饮酒》一说:“月之三日而成魄”,这里是指每月从初三开始,月缺的部位开始明亮起来。是写江面上空为一弯明月所笼罩,使人陶醉在一种迷离恍惚的朦胧美之中,富有诗意。到了二更时分新月消失,天空、江面和金山都是一片漆黑。这漆黑的深夜会使人兴致索然,增添倦意。看来夜景已没吸引人的地方了,这观察即将结束。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突然又出现了奇怪的景象,“柳岸花明又一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这一奇观使诗人惊呆了。那团从江心冒出的光焰,似通红的火把熊熊燃烧,在夜幕下分外耀眼,它照射着金山,惊动了栖息在巢中乌鸦。作者躭心人家说他虚构,特意在诗句下加注“是夜所见如此。”《林无表志》里写到:“海中遇阴晦,波如燃火满海。”这是古人称谓荧火的特异现象。苏轼偶来金山见到了,这叫他惊讶万分。巧妙的是诗人这种心情是通过“栖鸟惊”的描写间接表现出来的。栖住在金山树上的乌鸦都给惊动了,何况感情极其丰富的诗人。
以上八句,先是描绘落日奇观,继而渲染夜幕笼罩的宁静气氛,然后叙述江火燃烧的怪异景象,色彩由明入暗再变亮,场景由动转静复归于动,真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当然,作者并非为写景而写景,江心的火光惊动了他的心灵,引起了他的幻觉:“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怅然”,亦即怅惘,失意、懊恼的意思。这是诗人是目睹奇观,百思不得其解的情绪,也是诗人娱意于山水,仍消除不了苦闷和不平的心理写照。“归卧”,说结束观赏回居室,虽卧在床,但心中难以平静。这团火光,不是鬼也不是人弄出来的,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在墨漆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了熊熊的烈焰,是一种从无生有的景象,因火光的出没而惊心,借助想象,那诗境就由奇转为幻了。这与《后赤壁赋》中苏轼游赤壁归来梦见羽衣道士问“赤壁游乐乎”的描写,具有一曲同工之妙。说明这首诗的由此入幻更妙。面对如此壮美奇异的江山,饱经忧患的诗人自然萌发了辞官归隐的愿望。他用风趣的笔调写道:“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明明是自己斩不断思念故乡的愁绪,却反说“江神”为自己的恋俗不归感到吃惊。一个“顽”字,似乎写自己甘与世俗浮沉,态度实在顽固,实际极力道出了作者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苦衷。前面借栖鸟写自己为江火所惊,这里反过来写江神“惊我顽”——为作者的顽固所惊讶。作者就是以自己怪怪奇奇,出人意料的诗句泄发了自己政治上的苦闷和牢骚。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苏轼长于趣”,确实是这样。在假设了江神惊怪之后,诗人当即辩解,表白了自己的心愿——“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里“谢”不是感谢,而是道歉,表示深深的歉意。“岂得已”也就是不得已,它道出了诗人宦海浮沉,仕途挣扎,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困难处境。末句指江水为誓,说自己置田后一定归隐家园,以对仕宦生活的厌倦和强烈的思乡之情结束全篇。我们看这最后两句说,江神见怪诗人:你为什么还迷恋仕途而不辞官归田?诗人向江神解释:家中实在是没有田产而不能归隐啊!
《游金山寺》以望乡怀归为主旨,写景也好,抒情也好,想象也好,用典也好,都为阐发这一主旨服务,因而韵味深长,颇有特色。这是一首以文为诗,雄健非凡的作品。全诗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两句一联是对偶句外,其余全是散文句式。故“他人抄袭不得”。
写离情从身边景物着手,看似景语,实是情语。“玉楼”、“朱阁”“金锁”,这是一个富贵豪华的住所。按理,拥有这样华贵住宅的主人,一定志得意满,无忧无虑了。但是一个“横”字,却透露出了其心中不快的隐秘。白居易《长恨歌》有云:“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金屋是为藏娇的,而今自己所宠爱的阿娇般的人儿,已“散似秋云无觅处”,虽然“玉楼朱阁”依旧在,但它的主人已无意去启“金锁”了。多少美好的追忆,多么深重的离愁,都潜藏在这个“横”字之中了。世事不断变迁,岁月不断更替。年年春光,今又春光,现在虽然春意盎然,但已有要“破”的迹象,凭着主人公敏锐的观察力和亲身的体验,他已看出春天又将与他告别了。人生的春天何尝不也如此容易消逝,“破”字,道出了他内心的感伤。加上“寒食清明”的缀语,更增添了一层凄凉。
如果说前两句是写自己的离愁和伤春之情,那么下两句便是以己度人,从女方的角度来思忖了。他想,自己如此思念对方,对方也一定非常思念自己。窗间那弯弯的月牙儿,正是玉人凝愁之眉。帘外落英缤纷,正是玉人泪雨涟涟。这是词人心驰神往、虚设假想之词。词人触景生情,以景拟人,把自己所忆之人月貌花容、幽雅动情之状,描绘得生动逼真、令人艳羡。此外,再深究一下,不难发现,他一方面借“斜目”、“落花”明写女方,一方面又隐隐地暗写自己。他的《蝶恋花》“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句意就与“窗间斜月”相同。词人因思念意中人而对月彻夜不眠之情可以推知;他因不能入眠而踱至帘外看花之状也可想见。总之,这两句可以理解为:一、正面描写月、花之态,并交代人物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二、借斜月、落花侧面虚拟所忆之人的幽怨美,三、兼写自己离情别绪无计可消除的实况。这一联可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物我化一、精工美妙之至。
上片景中寓情,情意隐曲缱绻。过片则直抒胸臆,情中寄托着人生哲理。“朝云”,用典。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愿荐枕席,因幸之。女目其“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词中“朝云”却为曾经与自己欢聚眼下各自东西的“意中人”。词人《诉衷情》:“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可见,散后重聚多么难得。纵然“拼”命能化作千尺游丝,怕也难“惹”得住与他情意缠绵、亲呢无比的“朝云”。词人借巫山神女朝云暮雨的典故,来象喻人生聚散、情爱短长的变幻莫测,很是新颖独到,发人深思。尤其他认为百年相守在一起的情侣又能有几个的见解,更深蕴人生哲理。正如秦观《鹊桥仙》中所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聊以自慰并以之慰人的想法,但是它却把爱情的短暂与永恒、人生的欢聚与离散这种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婉曲地表明了,富有情致,耐人品味。
最后,词人似乎想竭力摆脱这种别后情思的缠绕:“别来将为不牵情”。这是紧承上文“首岁相看能几个”之意的。既然有情人往往不能长此以往相互厮守在一起,那么心就平静下来不要被这种离愁别恨所牵动了。这是他对年等易逝、聚散无常这一道理的感悟,他决计把握现在,不为旧情耗费心思和精力了。但是“万转千回思想过”,想摆脱到底还是摆脱不了。说不思念,仍要思念欲不怀想,仍要怀想。任凭费多大周折,他也无法驱逐得了这种“情”的牵引。所谓“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词人的思绪真是千回万转、起伏不已、难以制遏。这正体现了他既饶有理趣、更富情感的双重性格。加上笔调的婉曲纤柔,风流蕴含,就更荡气回肠、感动人心。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