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抒依依惜别之情,并设想别后自己一人的孤苦凄哀;下片自悼身世,更为悲苦。此词哀婉沉痛之极,几令人难以卒读,艺术上创造性地运用了二十余处叠词。
此词起三句,是写眼前景,抒此时情,点出夕阳残照的背景:“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正是暮色苍茫时分,斜阳一抹,欲落未落,残照丝丝,闪烁未消,人在这种境界中分别,心绪正如微云寸寸飘忽,感情还若残照丝丝不断,真如南唐后主李煜所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用“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二句具体描画人在将离未离之际的欲语无言,魂不守舍。于极度哀伤中,仿佛灵魂都已出窍,正闪闪摇摇,漂荡游离,无所依托。抬眼看去,
“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山山水水依旧,人已在山山水水中渐去渐远,望断山水却望不见人,那种惆怅、那种悲苦、那种失落、那种凄凉,实在是“人间没个安排处”。
“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三句,把此时此地的离愁别恨、凄苦难捱推及今后的岁岁月月“只似今朝”,也可谓情到深处反无言了。上片于写景中抒发离别时的留恋不舍,微云、残照、山山、水水皆被一片愁云惨雾所弥漫,实为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天空、地上充溢了诗人的不尽离思。
下片历写离别后的凄冷忧伤,以遥问青天而青天不应劈空而来,千言万语尽在此一问中。“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自意中人离去,双卿孤独无依,内心苦楚无处言说,“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从此无人管顾、无人痛惜,任双卿独自憔悴,黯然销魂;“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再无人欢欢喜喜、情切切意绵绵地看双卿偷素粉学化妆时的情景了。这几句与李商隐《无题》诗中“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同义,应是诗人与意中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时的趣事,难以忘怀,不忍忘怀。词至末三句“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结出生生世世,此情不泯,夜夜朝朝,凄苦依旧的一片痴情。
这首词写景处,景景有情,写情处,情情难抑,虽从女方立意,而两情坚贞历历可见。全词几乎句句都用叠字,读起来,仿佛听到诗人在悲悲切切地诉说,呜呜咽咽地呢喃,言虽尽而意不绝。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这首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战争连绵未断、民生哀声遍野的景致,写出了国运艰难,人民疾苦。接着四句承上启下,揭示出最严重的时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流露出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民生艰难的忧愤。接着八句称赞友人见识卓绝、正直无私,实则揭示封建官吏“盗贼本王臣”的罪恶本质。末四句写诗人用友谊来勉励友人要为民谋福,友情与忧国忧民之情糅合一体,寄予美好的祝福。
首段以八句为序,前四句为第一层,勾勒出一幅战火不断、百姓疾苦的画面,突显国家命运的艰难,着重关注人民的苦难。十载战乱,连绵不绝,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令人民痛苦不堪,哀鸣声遍及乡野。这层描绘了时局中人民所承受的痛楚。然而,这场战争乃是捍卫统一的正义之战,因此尽管人民受苦,诗人并未过多谴责战争,而是真实地呈现,为下一层写作铺垫。随后四句组成第二层,揭示了严重的弊端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源头:“庶官务割哀,不暇忧反侧”。这指出了最根本的弊端,描绘了贪官污吏的残酷行径,无视人民生死,恣意索取,苛捐杂税成风,导致百姓不安。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人民生计的愤怒,情感深厚,“贤者贵为德”与“庶官务割哀”构成鲜明对照,从而为上文提供了支撑,也为下文的展开作铺垫。。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韦生富春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诗人赞颂友人智慧博学,洞悉事理,身为地方官员,喜欢看到清正的政策执行。“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剖析了权贵滥权的丑陋,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认可,期望他能整治弊政。而“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二句,则展示了诗人推崇的政治理念,呼吁先铲除害群之马,以拯救国家的弊病。这段文字通过表彰友人的品德和智慧,转而呼唤他为改革政风、扶正祸乱的重任,凸显了诗人希冀友人能够斩草除根、治理腐化的决心。
最终四句归入第三节,融为一体:“挥泪临大江”,仿佛大江奔流之势,诗人的泪水涓涓而下。“高天意凄恻”,宛如高远的苍穹,蕴含着深沉的凄楚情感。这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关怀,如同天地广阔一般,贯穿全篇的情感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同时,这挥泪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离情,更包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和国家的兴衰。“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写出了诗人利用友谊来勉励对方,希望韦讽此去不断的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诗人的友情和忧国优民之情糅合一体,水乳难分、似漆如胶。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