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以侍御史职多次上疏讽谏,触忤武后,不久便被诬下狱。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即调露元年),秋天,骆宾王遇赦出狱。是年冬,他即奔赴幽燕一带,侧身于军幕之中,决心报效国家。《易水送别》一诗,大约写于这一时期。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慕,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大苦闷。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此地指易水,易水源自河北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南界。壮士指荆轲,战国卫人,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奉命入秦刺杀秦王,太子丹和众宾客送他到易水岸边。临别时,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地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义无反顾,勇敢地启程。这位轻生重义、不畏强暴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诗人骆宾王长期怀才不遇,侘傺失志,亲身遭受武氏政权的迫害,爱国之志无从施展,因而在易水送友之际,自然地联想起古代君臣际会的悲壮故事,借咏史以喻今,为下面抒写怀抱创造了环境和气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两句,是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的感慨。昔时人即指荆轲。没,死亡。荆轲至秦庭,以匕首击秦王未中,被杀。这两句诗是用对句的形式,一古一今,一轻一重,一缓一急,既是咏史又是抒怀,充分肯定了古代英雄荆轲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的希望。陶渊明曾有《咏荆轲》诗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达了对荆轲的崇敬与惋惜之情。宾王此诗,同陶诗交相辉映,但在意境的创造上更为含蓄有味。“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寓意丰富,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首先,“寒”是客观的写景。此诗作于冬天,冬天北方的河水自然是寒冷的。其次,“寒”是对历史的反思。荆轲这样的古代英雄,虽然奇功不就,但也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是怀着深切缅怀之情的。荆轲其人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了。可这位英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风义概还在,作为历史见证的易水河还在。诗人面对着易水寒波,仿佛古代英雄所唱的悲凉激越的告别歌声还萦绕在耳边,使人凛然而产生一种奋发之情。复次,“寒”也是对现实的概括。诗人于易水岸边送别友人,不仅感到水冷气寒,而且更加觉得意冷心寒。“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咏怀)的骆宾王,有着远大志向,他愿洒满腔热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现实是“天子不见知,群公讵相识”(《夏曰游德州赠高四》),生不逢时,沉沦寂寞,诗人心中充满孤愤不平之气,如易水河一样,悠悠不尽。诗人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孤独中,只好向知心好友倾诉难酬的抱负和无尽的愤懑。诗人感怀荆轲之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也是将别时对友人的一种激励。
这首诗的中心在第四句,尤其是诗尾的“寒”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寒”字,寓情于景,以景结情,因意构象,用象显意。景和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绘,情和意,是诗人对客观对象在审美上的认识和感受。正如古人所说:“象者,出意者也。”诗人在自然对象当中,读者在艺术对象当中。发现了美的客观存在,发现了生命和人格的伟大表现,从而把这种主观的情和意,转移到客观的景和象上,给自然和艺术以生命,给客观事物赋予主观的灵魂,这就是诗歌创作和欣赏当中的“移情作用”。“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物质符号,这是此诗创作最为成功之处。这首诗题为送别,可又没有交待所别之人和所别之事,全诗纯为咏史抒怀之作。但吟诵全诗,那种“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别场景如在目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咏的历史本身就是壮别,这同诗人送友在事件上是相同的。而古今送别均为易水河岸,在地点上也是相同的。易水跨越古今,诗歌超越了时空,全诗融为一体。一古一今,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交待,最后统一在“今日水犹寒”的“寒”字上,诗的构思是极为巧妙的。
这首诗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初唐委靡纤弱的诗风影响,标志着唐代五言绝句的成熟,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拓了道路。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这首诗既是杜甫晚年悲苦生活和忧国优民思想的体现,又是诗人对自己的诗作充满自信和自负的自我鉴定。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是写诗人南征途中所见的秀丽风光。这里“桃花水”对“枫树林”,为借对。春天,春水奔流,桃花夹岸,极目远眺,风帆如方阵一般,而枫树也已成林,这是幅美丽的自然风景画。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表现诗人晚年颠沛流离,浪迹天涯的悲辛生活。为了苟全性命,诗人常常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里,四处逃难,而今又要远去衡湘,使诗人泪满衣襟。杜甫善于用反衬的手法在情与景的对立中,深化他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加强诗的艺术效果。诗一起首就描写了绮丽的景色,按理说看到这样好的景色本该分外愉悦才是。但是由于乱离漂泊,又想到自己老病跋跄,面对美景,诗人反而潸然泪下了。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道出了诗人虽身处逆境,但报效朝廷的热忱未减的情怀。诗人老了,病了,照理应该还乡才是,而现在却更往南走,可悲。尽管如此,诗人报国热情不减,心一刻也未尝忘怀朝廷。杜甫在成都时,代宗曾召他赴京兆功曹,杜甫没接受,后因严武表荐,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他对代宗还是有着一定好感,存有一线希望的。这里“南征日”对“北望心”,为流水对,且前后两句在内容上对比鲜明,更加衬托出了诗人一生奔波无定,但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怀。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正是诗人晚年对自己一生思想及悲剧命运的总结。诗人一生抱负远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仕途坎坷,个中甘苦,只有自己一人独享,而纵然有绝世才华,却未见有一个能理解他的知音。在当时社会里,文章上的知音,也就是事业上的援手。这两句感慨很深,很大,自视也很高。不能不使杜甫伤感:对于同时代的人诗人或较有成就的诗人,他本着“乐道人之善”的态度儿乎都评论到,全都给以相应的评价,他成了他们的知音。然而很少有人谈论到他的诗,他自己也没有知音。天宝末,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高适、岑参、薛据等还有一些实在不高明的作家都入了选,独杜甫“名落孙山”。但杜甫并不急于求人知,也并不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自信:他知道将来总会有他的知音的。但这不能不说是杜甫一生的悲剧。三、四两联,正是杜甫晚年生活与思想的自我写照。
诗以明媚的自然春景开头,但由于诗人晚年浪迹天涯,光景无多,前途渺茫,只得作诗自苦,慨叹当时没有知己,这样就使前面所描写的欢快、轻松的气氛消逝的无影无踪。这样对照写来,景与情似乎极不相称,但却显得深刻悲痛,更具艺术感染力。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这是一首闺情词,上片咏草起兴,以芳草喻离恨,进而写出女子凤楼独居的苦楚,下片先写梦境,后写女子所居的环境,进一步表现抒情主人公念远的愁情。全词语言明自雅丽,笔法离合自然。这首词摆脱花间词人对妇女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在词史上有一定影响。
“细雨湿流光”,虽则五字,却道尽了初春的无限风光。细雨蒙蒙,洒落在春草叶上,留下滴滴水珠,微风吹过,泛起流光。“湿流光”意指主人公所度过的随春雨而流逝的岁月也是那样的冷涩恼人,正是“梧桐更兼细雨”“怎一个愁字了得”。“流光”一词还将冷凄扰人的静态烦闷与时光流逝的动态惧忧结合起来,冷寂独处的日子往往感觉太慢,本希望快点度过,可是女人出于青春容颜易老的心理却又希望时间慢慢流逝。而“流光”一词又给人快速流去的感觉,如此矛盾纠结的心理集于此短短五个字中。在表现爱情相思苦闷的同时,还渗透着一种人生苦短的生命忧患意识。“芳草年年与恨长”也是以具象表现抽象的妙句,将无形的离恨比托于年年生、年年长的芳草,可感可触,极形象地道出抒情主人公忍受长久离别的痛苦。
“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一方面,它确切地描绘出了春天细雨绵绵之时。烟雾缭绕,茫茫一片的景象;另一方面,雾笼凤楼,人如同被困锁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无限心事,茫茫无以倾诉。两相对照,景情交融,给读者的感染力就非常之深。
“鸾镜鸳衾两断肠”。鸾凤成双,鸳鸯成对,“鸾镜鸳衾两断肠”中的这个“两”字既有两两成偶之物与自身形单影只的对比,也包含着两对成双之物对自身孤独情怀的连续刺激,语意双关,极有意蕴。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魂梦任悠扬” ,是对“烟锁凤楼”的反弹,禁锢在空闺中的少妇在梦中可以无拘无束,任情驰骋。可睡起所能看到的只是“杨花满绣床”。“杨花满绣床”与上句“魂梦任悠扬”相印相称,一虚一实,互文见义。从这两句所描述的情景看来,思妇魂牵梦萦的意中人杳不见踪影。洒脱之余,更显悲凉。
“薄悻不来门半掩,斜阳”。她半掩闺门,等待恋人的到来,可是从清晨等到红日西斜,还未见踪影,她忍不住骂了一声“薄情郎”。爱之深,方恨之切。她口头称为“薄悻”,内心深处爱的深切。
“负你残春泪几行”。当无望中的盼望最终落空时,她便簌簌的落下泪来。词人不说抒情主人公是为所思之人流泪,而说因辜负了三春的良辰美景而为春光洒泪。此为本词又一出新的写法,同时也是对抒情主人公心怀的一种委婉诗意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