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
杜甫这九首诗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自己初别父母被迫远戍的情景。第二首叙说上路之后的情景。离家已远，死生难料，只好索性豁出性命练习武艺。第三首，诉说自己一路上心情的烦乱，故作自励之语以求自解。第四首，描写自己在路上被军吏欺压和驱逼的情景。第五首，自叙初到军中时的感慨：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第六首，征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第七首，征夫诉说他大寒天在高山上筑城和戍守的情况。第八首，征人诉说自己初次立功的过程和对待功劳的态度。第九首，征人自叙他自己从军作战十余年的经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这九首连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杜甫的《前出塞》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君已家土境，开边一何多”，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第二，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
词的上片，描叙以珍贵的酒器敬劝王仲翁酒，突出友情重于‘‘琉璃”。“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特写琉璃酒器的奇、贵、精、大。“奇”在于它五光十色：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贵”在于它是从海的南部传来的“宝”物；“精”在于它系以液态非金属材料浇“铸”而成的；“大”在于它形异团团，大如“栲栳”。奇贵精大综合体现了“琉璃”酒杯所含的份量，即具有较高的美学欣赏价值和礼仪象征性价值。词人重于友谊和真情可见一斑。“曾到昆仑，乞得山头玉女盆”，又进一层地渲染东坡对王仲翁的珍贵友情。这种酒杯曾经海上丝绸之路流人昆仑岛，将海外和海内连成一片，它的意义不亚于从华山索取明星玉女的洗头盆那样珍重。东坡将自己与王仲翁置身于仙境中，仙山上，浴仙盆，玉女间，服玉浆，生活够理想化、浪漫化了。尤其盆水“碧绿澄沏”可谓他们友情纯洁的象征。从上可以窥见词人晚年仍向往着复朝的美好前景。
词的下片，以因果之笔，描绘王仲翁狂饮之雄姿，从而进一步祝愿王健康长寿。“绛州王老，百岁痴顽推不倒”，人贵养身有道。深红色的儋州土地是荒漠贫瘠的典型表现。竟然出现了百岁老人王仲翁。他的养身之道在于“痴”和“顽”，即不问世事和苦练身体。于是他筋骨强壮，无论什么去颠仆他、推搡他，他是巍然而不倒的。这是极为可贵的财富，词人或许从中获得比“琉璃”杯还珍贵的教益。“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王仲翁的狂饮雄风令人生畏。正因为他“痴顽推不倒”，所以他才有“海口”般的酒量，“门”窗般的胆量，“黄流”下肚如同“电奔”，且是“一派”，好一个“一派黄流”的老年狂，但愿王仲翁永葆青春，健康长寿。“海口”、“门”、“派”和“电奔”四个比喻夸张词，巧妙组合，一幅《老翁狂饮图》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产生轻松、痛快之感。词人语言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此。
全词，截取劝酒时出现的两个镜头，一是大琉璃酒杯，一是王仲翁狂欢，侧面反映了词人与朋友的友谊和真情是何种的珍贵与纯洁。大概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从词轻快、诙谐、戏谑的语调中，摸到了词人此时醉以忘神、乐而忘忧、旷达天真心灵的脉搏。
经历南方蛮烟瘴雨之苦的宋之问，回到邻近副都洛阳的陆浑山庄，全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愉悦。这种欣悦的心情不只缘于自然环境的舒适，更缘于脱离贬谪羁束之所的自由舒畅。
诗的首联大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笔意。首句“归来物外情”，劈空而起点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题旨，同时定下了全诗轻快的情绪基调。唐代士大夫多在城郊置有别业，供休暇时居住，同时利用田产获得部分经济收入。宋之问的陆浑山庄显然也是有一定规模的田产，次句的“阅”字点出自己的业主身份，说明阅岩耕是巡视山地，检阅农事，而不是休闲游览，承起句“归来”二字，暗示了个人身份的转变。“负杖阅岩耕”一句看上去像平常叙事，却字字精当，不可移易。先看负杖，古人年届五十已入老境，出行扶杖是常事，但作者巡视山地，须攀岩而上，无法拄杖而行，只得背着杖走，这是写人。再看岩耕，一方面说明了山庄地貌，同时也包括了劳作者在内，比直接说山地意思丰富得多。
在起联总叙巡视庄田之后，中间两联分述出行的所遇所见。颔联先自叙，用了倒装句式，本意是说沿着涧水看花深入，无意中来到源头；为了搜采药草，不知不觉走进幽静的密林。“源水”“幽林”提到句首，就突出了走近水的源头和密林深处的意外惊奇之感，读来比“看花入源水，采药行幽林”这样的写法更有趣味。这里，连用四个动词（看、入、采、行），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别有一种动态美，显得意象活泼而富于生气。既写出了烂漫山花、苍翠林色的诱人，也表现了人物悠闲的心情。颈联再写所遇见的人和物，这里的野人应该不是作者的佃户，而是附近的山民，所以不认识作者，殷勤地请教姓氏。这一情节有可能是事实，也可以是虚构，用意只有一个：表明自己的装束和普通百姓一样，野外相遇全然没有距离感。官服本来会带来威严，但自从经历贬谪，官场对他来说就只是个不堪回首的噩梦，回到自然山林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山民见礼，反而更让他感觉自然和亲切。人犹如此，鸟更不用说，对诗人咕咕啼叫着，仿佛自报姓名。“山鸟自呼名”的写法很风趣，后来苏东坡《海外》诗袭其意，写成“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一联，到元代萨都剌干脆就原样搬到自己《玉山道中》诗里。宋之问这里将鸟自呼名与野人的殷勤相问对举，使山野自然平添一重人情之美，正好与刚刚摆脱的严酷的流贬境遇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归来物外情”的主题。
结联紧承诗意的发展，顺势将这愉悦心情升华为独善其身的意念。“去去”两个叠字具见作者不可遏制的急切情态，向读者表明了要与官场决裂、只求独善己身的决心。但这么写有个问题，按照传统观念，“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生当盛世而以“独吾乐”傲世，这非但背离了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原则，对朝廷也是个不小的讽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此宋之问追加了“无能愧此生”一句结束全诗，使独乐的念头避免涉及宦海风波，而将理由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且表示辜负盛世的惭愧之意，这就委婉地避免了忧谗畏讥的嫌疑。尽管这未必是作者的真心话，而且他的结局也证实他并未践行隐退山林之志，但就诗的立意而言，确实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辞理兼至”。
自陶渊明的作品行世，不为五斗米折腰，宁弃轩冕而归隐田园，就成为诗歌中习见的主题。如何将这个老生常谈的意思表达得自然而不矫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宋之问这首五律，完全跳过“久在樊笼里”，而直接从“复得返自然”写起，首句点题，中间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渲染乡居生活的舒适和人情味，最后以谦卑的态度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志向，很自然地完成了主题的提炼和表现，堪称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