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宋书·乐志》言《白头吟》等“并汉世街陌谣讴”,即民歌。《玉台新咏》载此诗,题作《皑如山上雪》,则连题目亦与卓氏无关了。《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言,且相如、文君关系亦未尝至此,故云文君作,显系附会。此诗当属民歌,以女子口吻写其因见弃于用情不专的丈夫而表示出的决绝之辞。
首二句是一篇起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长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吧。诚如清人王尧衢云:“如雪之洁,如月之明,喻昔日信誓之明也。”但也有解为“以‘山上雪’,‘云间月’之易消易蔽,比起有两意人。”意亦可通。细玩诗意,解为反面起兴,欲抑先扬,似更觉有味。
故“闻君”二句突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掺上杂质,既然你已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二句“雪”“月”相乖,构成转折,又与下文“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亦彰,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意谓这是咱们最后一次相聚饮酒,散席后大家就各自分手,如流水东西永不汇合。“今日”、“明旦”是为了追求诗歌表述生动才选用的措辞,如果把“明旦”句理解为“明天就可在沟边分手”,不免过于拘泥字句的意思,反而失去了诗人的真意。此句承上正面写决绝之辞: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御沟分手,就像御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东西流”以渠水分岔而流喻各奔东西;或解作偏义复词,形容爱情如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了,义亦可通。
“凄凄”四句忽一笔宕开,言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地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就算很幸福了。言外之意,自己今日遭到遗弃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初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辞意婉约而又见顿挫;已临决绝而犹望男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诚如清人张玉谷所评:“凄凄四句,脱节暗转,盖终冀其变两意为一心而白头相守也。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已身说,而己身在里许。用笔能于占身分中,留得勾留之意,最为灵警。”堪称深得诗旨。
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若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前文忽有“两意”的原故。“竹竿”,指钓鱼竿;“嫋嫋”,形容柔长而轻轻摆动的样子;“簁簁”即“漇漇”的假借字,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钱刀”,即古代刀形钱币,此处泛指金钱。以鱼竿的柔长轻盈摆动和鱼尾的滋润鲜活,比喻男女求偶,两情欢洽。《诗经》这类比兴较多,如《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毛传》:“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但此处联下文之意,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意气相知,仅以香饵诱鱼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爱情是靠不住的。故清人朱嘉微评曰:“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结句点破男子“有两意”是因为金钱关系。但究竟是他利用金钱为诱饵去另图新欢呢?还是那位“新欢”家资颇富,致使这位男子贪图富贵而厌弃糟糠呢?这只有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意”。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闲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她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她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示出“这一个”的个性。
全诗多用比兴和对偶,雪、月、沟水、竹竿、鱼尾等喻象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寻味。一、二、五、六、十三、十四等句皆工对而又自然。此外四句一解,每解换韵,而诗意亦随之顿挫,声情与辞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此诗虽只是写了作者走访友人未遇这样一件寻常小事,却因诗人出神入化的语言,而变得别具韵致。诗人以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云根等寻常景物,以及闲居、敲门、过桥、暂去等寻常行事,道出了人所未道之境界,表达了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一条杂草遮掩的小路直通向荒芜的小园;园旁也没有人家居住。诗人开篇用简练的语言,描写一处幽静的环境,通过对友人居所的描写,暗示友人的隐者身份。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明月清辉映照,万籁俱寂,老僧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夜 宿的鸟儿,引起它们的躁动不安,大概就是鸟儿从窝中飞出转个圈,又飞回巢中这个瞬间,被诗人抓住,用僧人的敲门声反衬周围环境的幽静。“敲”字用得很妙,而贾岛曾在“推”、“敲”两字使用上犹豫不决,后来在韩愈的建议下,使用“敲”字,两人因此也成为了朋友。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是写回归路上所见。过桥是色彩斑斓的原野;晚风轻拂,云脚飘移,仿佛山石在移动。“石”是不会“移”的,诗人用反说,别具神韵。这一切,又都笼罩着一层洁白如银的月色,更显出环境的自然恬淡,幽美迷人。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表明诗人不负归隐的约定。前三联都是叙事与写景,最后一联点出诗人心中幽情,托出诗的主旨。正是这种幽雅的处所,悠闲自得的情趣,引起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诗中的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云根,无一不是寻常所见景物;闲居、敲门、过桥、暂去等等,无一不是寻常的行事。然而诗人偏于寻常处道出了人所未道之境界,语言质朴,冥契自然,而又韵味醇厚。
这首词写羁旅在外,路过旧日与亲友分别的地方,而引起的惆怅之情。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抒情,然而又都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先看首句,“又到绿杨曾折处”,诗人不直陈痛楚,而将其深隐于“绿杨”依依之中,这种隐忍使情意又深了一层。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曾”,完成了时空上的移位与重叠。故地重游,绿杨依旧,一如当初折柳相望、依依不舍之时(因“柳”与“留”谐音,古人在送别时有折柳相送的习俗)——谁料如今物是人非,竟只剩下自己孤独漫游。昨天——今天,两个既同又异,亦幻亦真的片断,彼此交叠,诗句便多了一层深婉迷离的意趣。这种不经意(这种不经意的写法必定经过诗人精妙的提炼才不露斧痕)营造的时空上的错乱,近乎幻觉,也接近了思念的极致。试想一下,若不是最深沉最痛切的思念又怎么令人如此恍惚、迷惘。
承接首句,“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看似平铺而下,其实布局精巧。“不语”承接首句的惝恍迷离的状态,而“垂鞭”已将诗人的思绪引回到现实之中。“垂鞭”意指诗人心绪沉重,纵马缓行。马足所及,又轻轻勾连“踏遍”一句。从时间上看,这两句完成了从“昨”到“今”的交接,回忆转瞬即逝,只剩下冰冷的现实、意念成灰的自己;而从空间上看,这两句将思绪由“折柳处”引向了“衰草连天”更为广褒的空间。于是诗人在现实中痛感自己的孤单无依,也不得不面对无边无际的“清秋”“衰草”,无力地抵挡着秋意凄凉的侵蚀。意犹未尽,“雁声”又将秋意带到“萧关”更遥远的地域;一个“远”字,令愁情绵延不尽。 下片的“天涯”收结了上文,也极言“行役”之遥远之漫长。分明苦不堪言,偏偏还说“不恨”,翻出新意,更为后文“只恨西风”伏笔——原来还有可恨之事甚于“天涯行役”之苦。
“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出语新巧、奇警,含意蕴藉、深长。“吹梦”之说不是首创,较早见于南朝民歌《西洲曲》:“南风吹我意,吹梦到西洲”。但两者各尽其妙,并不雷同。风吹梦,本来给人以无限迷朦、无尽怅惘的意味,由典故中的熏暖的“南风”变为可恨的“西风”,却陡增了几分凌厉、残酷的意味。如果说南风是传递爱情的浪漫信使,为何西风却要一下子将美梦吹散吹灭?只因诗人所要抒发是天涯羁旅、人各一方的怨恨,而不是《西洲曲》中少年春心萌动、欲诉相思的闲愁。把梦吹成了“今古”应属诗人首创,妙就妙在:它在前面对空间极力拓宽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对时间的无限延伸——于是,诗歌的时空结构便变得更加辽阔、苍茫了。
最后以“明日客程”收结,一片“雨”色里,全诗笼罩在朦胧凄冷的情调之中。总而言之,在这首短小的词里,诗人着意拓展了诗歌的时空,遂令天之悠悠、地之茫茫,无时不怀想,无处不相思,写出了思念之极致。这份穿越时空的思念,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