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写的是游子的褥旅之感。

　　首联“此路难为别，丹枫似去年。”虽然是暂时停泊，却感到不忍分别，因为岸上火红的枫叶勾起了去年的回忆，年复一年，漂泊依旧，人都会对它感到留恋。游子的思想感情通过今昔的时空差距曲曲表现出来。而“丹枫”这一色彩强烈的景物十分引人注目，“霜叶红于二月花”，多看看它，亦可以聊解客愁。

　　颔联的丹枫已点明了季节，因而这一联再加重渲染。萧瑟的秋天本来就容易引起悲凉的感情，再加上一个人孤零零地出门在外，举目无亲，只有南归的大雁好似同情旅人的孤寂，暂时停下来相陪伴。“雁落客愁边”，这一句措辞是很妙的。是景语，也是情语。客愁是无形的、抽象的，秋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具体形象与抽象的感情结合起来，说雁落到了“客愁边”，就使抽象的“客愁”也好像可触可见了，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

　　颈联这两句进一步描写孤舟旅泊的所见所闻，展示出一个广阔凄清的背景，烘托出游子的孤单和寂寞。从时间上来说，这一联也进了一层，由白天写到夜晚。霜露满江，月亮似乎也感到寒意，忽听吹角之声越江而来，格外凄厉，船上难眠的旅人不由得吃了一惊，更感到了旅况的凄凉。“江声”即指下联的“吹角”之声传到江中，在寂静的月夜里是震动人心的，故用了个“惊”字。

　　尾联把诗人的身影突出地刻画出来，孤城在岸上耸立，小船独泊在江边，而船上正站着孤独的游子，面对万里寒江，倾听城中传来的号角声，不禁分外感到天地的寥廓，人生的渺小，前途的渺茫了。他是否由自然的“风烟”联想到人生的风波，是想到了不能团聚的家人呢，还是想起了历史上的风流人物而发思古之幽情，或者想到了别的什么，妙在这一切都没有揭明，而只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人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这首诗借景抒情，不事雕琢，造语自然，很有晚唐作品风味。

　　第一首叙离别之感受。首二句极写自己之贫困与狼狈，在洛阳郊外作别，无俎豆陈列以相送，所乘之马既瘦又老，自感惭愧。后六句遥想小弟离别后的情景。先想象小弟过香炉峰时，身影落在鄱阳湖里，怀念小弟之情，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其次想象小弟泊舟石镜峰的景况和心绪，长船雁云而停泊，四顾凄迷，又当石镜秋凉之夜，倍感孤寂。小弟值此情境，岂能不动乡情。无处倾诉，只能对月悲啼。

　　第二首言兄弟之情。此诗平仄交叉用韵，分成四段，结构齐整，层次井然。首四句写“别”，送别处的柳枝，挡住马头，道边的官槐发芽如兔目，此时此地将作千里之别，犹弟持此以易斗粟，也就是《左传》所谓“餬口四方”的意思。兄长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弟弟年幼而远行谋生，真可悲伤，所以措辞很沉痛。次四句写“母心”，叙说老母思念、牵挂二子。二子一南一北，离家远行，故曰“脉断”。老母心里像悬挂着春线，牵挂两地。老母居室的树影，随月光转移，梦里见到江西的小儿。再次四句写“我”，兄长已经二十多岁，颇有髭须，辞家三年到京城任职，“索米王门”，却辞官而归，事业无成。最后四句写“忆”，承上文而来，既然一事无成，所以家庭冷落，荒沟积水，水光如刀，庭前老柳，已被蛀空。诗思又由眼前景转向远方“江干”，遥忆“江干幼客”小弟，年幼独自外出，令人忧虑挂念。这时忽然听到野外呼呼的风声，如人悲号，更令人感到无限悲伤。

　　这两首诗集中地表现出李贺与其弟离别的悲伤以及兄弟之间真切的情谊，同时也反映了中唐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全诗感情真挚，情趣深永。

　　前人谈谢灵运，都认为他是山水诗人之祖。而山水本自然景物，观赏者角度不同，思想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同一风光，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就未必面貌相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灵运写山水诗，贵在其善于用精美准确的词句客观地刻画出山水景物奇异而微妙之处，有似看细腻的工笔画。然而这种精心刻意的描绘，又与他一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和矛盾纠缠的思想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同为山水诗，他的作品既不同于鲍照，也不同于谢朓。而谢灵运诗的真正特点，在于他能用深细的笔触来摹现其内心微妙的感情。即如现在要介绍的这首《邻里相送至方山》，就不是山水诗，而是一般的赠别抒情之作。表面上虽语多旷达，骨子里却是恋栈朝廷的，作者终于用凝炼而微带生涩的语言把这一真实而隐曲的思想给勾画出来了。这就是谢灵运诗值得借鉴的地方。

　　此诗共十四句，前四句和中四句各成一小段落，末六句自成起讫，而这六句中，每两句又各为一层意思。其中最难讲的是中间“析析就衰林”四句，自闻人倓《古诗笺》至近人许多注本，几乎没有一位把它讲透了的。

　　开头四句写自己将出任郡守，因与邻里有旧情而不忍分别。“祗”，敬。古书多以“祗”字与“奉”、“承”、“仰”、“候”等动词连用，因知“祗”字亦涵有上述诸词之义。“役”，行役，指出任郡守是为朝廷服役。“祗役”，敬其职役，指郑重对待皇帝的任命，故须到官就职。“皇邑”，犹言帝都。第一句是说由于敬承王命而服役赴郡，故出京远行。第二句是说要去的目的地。永嘉在今浙江，古瓯越之地。“相期”的“相”，虽有互相、彼此之意，却不一定有对方存在。这里的“相期”只是期待、打算的意思。“憩”本是休息、止宿，这里用得别有涵义。作者到永嘉是去做官的，不是去度假的，到任之后，根本谈不到“憩”，而应该是勤于公务。而作者却用了个“憩”字，言外之意，作者被朝廷外迁并非受重用，而是投闲置散；而作者本人也并不想在外郡有所建树，只是找个偏僻地方休息休息。这就是下文“资此永幽栖”的“根”。“资此”，借此，利用这次机会；“永幽栖”，长期栖隐起来。把做官看成“幽栖”，并且想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反话，就是牢骚。事实上，谢灵运本人原是不甘寂寞的。

　　接下去，作者写船要解缆启程了。“及流潮”，趁着涨潮的时候。这句是说自己要离京出发了。但第四句又一转，说由于怀念亲旧而不忍离去，所以一时还未能出发。这种欲行又止的描写并非纯粹指行动，因为船终于还是解缆出发了；而是写心理活动，即该走了却不想走，不想走又不能不走。表面上是与邻里亲友依依不舍，实际上是对“皇邑”的恋栈。读下文自明。

　　以上是第一小段，下面四句是第二小段。“析析”二句是写实，也是比兴。这时船已前行，途中所见，应为实景；但与“含情”两句相连，则又属比兴了。“析析”，风吹树木声。“就衰林”，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注云：“就，迎面而来。岸边的树林是静止的，江上的船则顺风随流急驶，在船中看岸上的树林，不觉船动而只看到树林向自己走近。”这个讲法颇具诗意，但不一定确切。依叶说，“就衰林”的“就”主语应为船，应为乘船人；而叶的解释却成了倒装句，成为“衰林”迎面而来，其本身逻辑已觉混乱；如与下文对举，则“皎皎”与“明”皆“秋月”之形容词，除“析析”与“皎皎”为对文外，其它词语并不严格对仗。且“衰林”亦为不词，不能同“秋月”相提并论。鄙意下句既点出“秋”字，则上句亦为秋景无疑。而谢灵运出京赴郡是在公元422年农历七月，虽交秋令而木叶尚未衰枯。这时就把树林称之为“衰”，似乎不确切。故应读为“就衰”林始合。“就衰林”者，已经出现衰的迹象、向着衰的趋势发展之林也。耳之所闻，乃析析风吹木叶之声，感到又是秋天了，原来葱翠的林木从此又要日就衰枯了；而目之所接，却是皎洁明亮的秋月。作者动身的当晚是七月十六，正值月圆，故为写实。这与第一小段实际已有一段间隔，即跳过了船已解缆，人已离岸的阶段，而写途中景物了。“含情”二句，旧注多讲成作者自谓，而把“遇物”的“物”讲成林和月。其实，此二句乃逆承上文，“含情”句是说“月”，“遇物”句是说“林”，但同时又是借外景以抒内情，实质仍在写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感受。夫七月十六正月盈之时，因之作者联想道：由于月亦含情，尽管它经常有亏缺晦暗之时，而每月总要盈满一欢，看来这也并非难事。正如多情之人，一有悲欢离合，感情自然流溢，这也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表现。即如自己之迁离皇邑，远赴越瓯，虽已成行，犹“怀旧”而“不发”，这也正是情不自禁，“易为盈”的表现。而“遇物难歇”，即《韩诗外传》所谓之“树欲静而风不止”，“物”指“风”，乃承“析析”句而言，指林木之声析析，正因风吹而不能自止。亦如自己本不欲迁外郡，而朝命难违，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扬帆上路。旧注或将景语与情语割裂，或引老庄之言而故求艰深，恐皆无顺理成章之妙。若依鄙说，则因实而入虚，见景而生情，转折亦较自然，层次似更清楚。故不惮辞费，析言之如上。

　　最后六句，在全诗为第三小段，就题意言是点明与邻里告别之主旨，即做为诗之结尾。但中间每两句为一层。“积疴”二句从自己说起，“资此”二句既与赴郡相关联，又同来送行者相呼应。最后“各勉”二句看似与邻里赠别的套语，实将自己留恋京都、不甘寂寞之意“不打自招”式地点出。有人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每于结尾处发议论，成为无聊的尾巴，而这首诗恰好相反，正是从末两句透露出作者深藏于内心的底蕴。先说“积疴”两句。上句说由于自己多病，因此对人生的考虑已力不从心，只能“敬谢不敏”，言外之意说：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下句说自己本淡泊于名利，没有什么欲望可言，因而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言外指自己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又不想贪图什么，因此留在朝中也罢，出任外郡也罢，反正都无所谓。看似旷达，实有牢骚。于是接着说到第二层，他认为此次出任永嘉太守，倒是自己借以长期隐蔽、不问世事的好机会，看来同皇帝、同都城以及在都中盘桓甚久的邻里们，都将长期分手，不仅是分别一年半载的事了。其实这两句也暗藏着不满意的情绪，言外说皇帝这次把自己外迁，大约没有再回转京都的希望了。其患得患失之情，真有呼之欲出之势。而结尾两句，上句是说：我们要彼此互勉，都能做到“日新”的水平，以遂此生志愿。“日新”，《周易》屡见，如《大畜》云：“日新其德。”《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又《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进德修身之意。下句则说：希望亲友仍经常沟通消息，只有经常得到信息，才能慰我寂寞。“寂蔑”，与“寂灭”同，也是岑寂、孤独的意思。这两句也属于无形中流露出自己恋栈京都、热中政治的思想感情的诗句。一个人既已“谢生虑”、“罕所阙”而且打算“永幽栖”了，就不必“各勉日新志”了。他认为只有京城中的亲友邻里有信来，才能慰其“寂灭”之情，可见他所说的“永幽栖”只是牢骚而并非真话。从而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是并不想离开帝都建康，可是在诗里却说了不少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话；而恰好是在这种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诗句中透露了他对被迫出任郡守、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牢骚不满。这既是谢灵运本人特定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只有谢灵运本人的诗才，才写得出他这种特定的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只有从这种地方入手，才会真正理解谢灵运及其脍炙人口的山水诗。

　　唐诗中，以春和月为题的不少。或咏春景而感怀，或望明月而生情思。此诗写春，不唯不从柳绿桃红之类的事物着笔，反借夜幕将这似乎最具有春天景色特点的事物遮掩起来，写月，也不细描其光影，不感叹其圆缺；而只是在夜色中调进半片月色，这样，夜色不至太浓，月色也不至太明，造成一种蒙胧而和谐的旋律。

　　此诗首揭“更深”二字，为以下景色的描绘确定了基调，也给全诗笼罩一种特殊氛围。“月色半人家”是“更深”二字的具体化，接下的一句“北斗阑干南斗斜”，是“更深”于夜空的征象，两句一起造成春夜的静穆，意境深邃。月光半照，是因为月轮西斜，诗以星斗阑干为映衬，这就构成两句之间的内在关联。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正是诗人全身心地去体察大自然的契机而得到的佳句。从虫介之微而知寒暖之候，说明诗人有着深厚的乡村生活的根柢。因此。这两句非一般人所能道。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固然说不出；便是生活在乡村，也并非人人都说得出来。今夜虫鸣，究竟是第一回还是第几回，谁去注意它，这须得有心人，还应该有一颗诗心。一个“新”字，饱含对乡村生活的深情，既是说清新，又有欣悦之意。

　　“春气暖”自“今夜”始，表明对节候变化十分敏感，“偏知”一语洋溢着自得之情。写隔窗听到虫声，用“透”。给人以生机勃发的力度感。窗纱的绿色，夜晚是看不出的。这绿意来自诗人内心的盎然春意。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诗人之所以不描写作为春天表征的鲜明的外在景观。而是借助深夜景色气氛来烘托诗的意境，就是因为这诗得之于诗人的内心。

　　诗人是以一颗纯净的心灵体察自然界的细微变化的。诗的前二句写景物，不着一丝春的色彩．却暗中关合春意，颇具蕴藉之致。第三句的“春气暖”。结句的“虫声”，“绿窗纱”互为映发。于是春意俱足。但这声与色，仍从“意”(感觉)中来。诗人并非唯从“虫声”才知道春气已暖，“春气暖”是诗人对“今夜”的细微感觉，而“虫声”只是与其感觉冥合的一个物候。因此，诗的意蕴是深厚的。构思的新颖别致，决定于感受的独特。唐代田园诗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也不乏名家。然而。能仿佛陶诗一二者并不多见。象本诗这样深得陶体真趣的。就更为寥寥。至于说本诗有无隐微之情的寄托，于字面无证，不好去穿凿。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