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墓在太平（今安徽当涂）采石矶，历来文人词客多有吊唁之作。黄景仁的生平、性格、诗歌风格同李白均有相似之处，其诗“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洪亮吉《黄君行状》）；他对李白也极钦慕，诗歌创作受李白影响也很大，因而他凭吊李白，更有特殊的超越常人的深沉感慨与真挚之情。
诗歌开篇，破空而出，开门见山指出此行的目的：“来咏史”。这样来吸引读者的注意，隐含了一种无限向往之情。但来到了采石矶，却“四顾无人”。“四顾无人”语出李白的《行路难》：“拔剑四顾心茫然”，表达了寂寞之情和无人知的难过之感。“君忆玄晖我忆君”中“玄晖”是南齐著名诗人谢朓，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32首》之三】这句诗反映了作者对李白的崇敬之情。
下片，开始写出“江山如此”与李白最终在采石矶江边捉月仙去的传说，再次写出了对李白的崇敬。想起李白，他虽然是个大诗人，才华盖世，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却一生不得志，最后因为永王事牵连被流放，赦还后孤寂的死葬于此。又想到著名诗人谢朓 ，36岁便被诬陷下狱而死。由此联想到自古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才华横溢，文章斐然，却一个个壮志难酬葬身荒丘。再回想种种遭际，不禁百感交集，痛苦万端，心灵深处充塞了悲凉与愤慨，所以“怀古悠然”这是自然流露的情感。最后“雁叫芦花水拍天”以景结情，回到现实，与开头相照应，道出了人生的无奈与苦楚，世界还是那样继续，我还要生活。
此诗描写夏日江南田野水边的景色：刚下过一阵雨，暖日和风，溪水盈盈；河岸上，草绿花红，柳荫浓密；渲染出明媚、和暖的氛围；同时描绘了儿童牧牛与牛吃草的动态画面，营造了生机无限的意境。全诗远景写意，着色粗放淋漓；近景写人，工笔勾勒，细致入微。诗中浸润着古典的静穆与纯净。
此诗语言浅显易懂。首句写得平易，“晴明风日雨干时”，点明一个大晴天，雨后初晴之日，阳光透亮，风儿流畅，地面的积水正被阳光蒸发，被风儿吹干。一雨一晴，风调雨顺，又是农业生产的好时光。全句展示出的大自然不是死寂的，而是流动的。“草满花堤水满溪”，在这样好的气候条件下，小溪被雨水充盈了，水面和堤齐平，这种情景用“满”字是合适的，常见的；而以“满”字写堤上花儿草儿繁盛之状，原也不足为奇，但“满”在这里作为动词，仿佛青草有意识地去装点堤岸一般，这就生动有趣了。这样的“花堤”，正是放牛的好去处啊。
于是，诗人的眼睛发现了“童子柳阴眠正着”，童子在柳树的浓荫下酣睡。在诗的节奏上，第三句是个顿挫。前两句写的是自然界景物，都充满生气和动态，到了最有生命力的人（又是活泼可爱的孩子），却呼呼大睡，一动不动。轻快的诗歌节奏在这里仿佛停了下来，放慢了速度。然而，情绪上的顿挫，是为了推出第四句“一牛吃过柳阴西。”童子的牛在哪儿呢？牛儿吃着吃着，已经挪到了柳阴的西边去了。因为牧童的安然静止睡眠，使牛儿得以自由自在地吃草，悠然地动着。画面因牛的活动，又活动起来。这样一静一动，和谐自然。这里把牧牛童子和牛的神态写活了，富有生活气息。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由雨而晴，由湿而干，溪水由浅而满，花草于风中摇曳，大自然充满了生机的律“动”；第三句写出了牧童柳荫下酣睡的自然悠闲的“静”，加上第四句“一牛吃过柳阴西”的时动时静，形成了这首诗独特的生活情趣和原始朴素的美感。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此诗于常景中翻出新意，工巧奇警，独具风采。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新年即阴历正月初一，这天前后是立春，所以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新年都还没有芬芳的鲜花，就使得在漫漫寒冬中久盼春色的人们分外焦急。一个“都”字，流露出这种急切的心情。“惊”字最值玩味。它写出了诗人在焦急的期待中终于见到“春色”的萌芽的惊喜神情。此外，“惊”字状出摆脱冬寒后新奇、惊讶、欣喜的心情 。这一“ 初”字，含有春来过晚、花开太迟的遗憾、惋惜和不满的情绪。从章法上看 ，前句“未有芳华”，一抑；后句“初见草芽”，一扬，跌宕有致，波澜起伏。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两句表面上是说有雪而无花，实际感情却是：人倒还能等待来迟的春色，从二月的草芽中看到春天的身影，但白雪却等不住了，竟然纷纷扬扬，穿树飞花，自己装点出了一派春色。真正的春色（百花盛开）未来，固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但这穿树飞花的春雪不也照样给人以春的气息吗！诗人对春雪飞花主要不是惆怅、遗憾，而是充满了欣喜。一个盼望着春天的诗人，如果自然界还没有春色，他就可以幻化出一片春色来。这就是三、四两句的妙处，它富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可谓神来之笔。“却嫌”、 “故穿”，把春雪刻画得多么美好而有灵性。诗的构思甚奇。初春时节，雪花飞舞，本来是造成“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的原因，可是，诗人偏说白雪是因为嫌春色来得太迟，才“ 故穿庭树”纷飞而来 。这种翻因为果的写法，却增加了诗的意趣。“作飞花”三字，翻静态为动态，把初春的冷落翻成仲春的喧闹，一翻再翻，令读者目不暇接。
第三、四段简要赏析：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嫌”、“穿”给春雪赋予人的情态，使雪花仿佛有了人的美好愿望与灵性，同时这穿树飞花的春雪似乎也给人春的气息，为诗歌增添了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渲染了热闹的喜悦气氛，这就是运用拟人手法的妙处。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