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二句“轻阴池馆水平桥，一番弄雨花梢”，勾勒出“池馆”的气象景物：天色微阴，春雨绵绵，池塘水涨，已与桥平，细雨又把杏花浸洗一番。这二句似乎实写南园桥边雨中杏花，却分明是虚写风雨摧残中的柳如是，以实写虚，从而得到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紧接着二句“微寒着处不胜娇，此际魂销”，描绘了一幅杏花娇弱，好象承受不住春寒风雨的景象，这让伤名的诗人黯然销魂。
上片一反诗词中用杏花装点热闹繁荣场面的惯常手法，用重笔描写它在春寒冷雨之中的“不胜娇”。在作者渲染的这种令人黯然神伤的情景中，作为虚影叠印的柳如是，则已绰约其中了。
下片则借杏花的“零乱’’写柳如是的飘零身世，以抒发一己的“无那”心绪。
“忆昔青门堤外，粉香零乱朝朝。玉颜寂寞淡红飘。”一个“忆”字，引出城门外长堤边这一派红颜憔悴、玉蕊凋零的残败景象。几句中三次写花，三次写法各不同：一曰“粉香”；二曰“玉颜”；三曰“淡红”。从“味”、“形”、“色”描绘之，美的确美矣。只可惜红颜薄命，生不逢地，只能用“寂寞”打发日子。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中所咏的，是春雨微寒中的杏花。但吟味再三，雨中花间，总依稀晃动着一位佳人的倩影：她就是江南名妓柳如是。词人笔下的“雨中杏花”，就是他心中的情人柳如是：当年的卖笑生涯，留下了“青门堤外，粉香零乱朝朝”的记忆；如今，与词人同居，承受种种欢爱，却也遭遇无边的压力，仿佛“奔雨花梢”，“微寒著处不胜娇”。她以“寂寞”抗争，在无声中忍受巨大的精神摧残，任凭“玉颜”“淡红飘”，让青春年华流逝。词人对柳氏的遭际黯然“魂销”，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徒唤“无那”。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好的艺术品往往具有一种褫魂夺魄的感召力，使观者或读者神游其境，感到逼真。创作与鉴赏同是形象思维，而前者是由真到“画”，后者则由“画”见真。这位盛唐诗僧景云（他兼擅草书）的《画松》诗，就维妙维肖地抒发了艺术欣赏中的诗意感受。作者用简朴的句子，不作写实的介绍，以虚写实，却顿现画中松的精妙之处。
一件优秀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就很新鲜、强烈，令人经久难忘。诗的首句似乎就是写这种第一印象。“画松一似真松树”。面对“画松”，观者立刻为之打动，由“画”见“真”了，这是不寻常的妙品。“一似”二字表达出一种惊奇感，一种会心的喜悦，一种似曾相识的发现。
于是，观画者进入欣赏的第二步，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联想，去玩味，去把握那画境。他陷入凝想沉思之中：“且待寻思记得无？”欣赏活动需要全神贯注，要入乎其内才能体味出来。“且待寻思”，说明欣赏活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一定要反复涵泳，方能猝然相逢。
当画境从他的生活体验中得到一种印证，当观者把握住画的精神与意蕴时，他得到欣赏的最大乐趣：“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这几乎又是一声惊呼。说画松似真松，乃至说它就是画的某处某棵松树，似乎很实在。然而未有过“天台访石桥”经历的读者，毕竟不知某松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又很虚。然而细加玩味，此松之精神俱在。
这是从天台石桥的特定环境暗示出来的。“天台”是东南名山，绮秀而奇险，“石桥”是登攀必经之路。“石桥南畔第三株”的青松，其苍劲遒媚之姿，便在不言之中。由此又间接传达出画松的风格。这就是所谓虚处传神了。
诗言画松之逼真，具体到石桥南畔“第三株”，又似乎过于指实。其实，“天台”、“石桥”在唐诗中几乎作为奇境胜地的同义语被广泛运用，此诗对此未必是实写。或者应该更为确切地说，是实事虚用而已。
这首词与《天仙子·晴野鹭鸶飞一只》一样，也是就题发挥，咏刘郎在天台山遇神女的事。据《神仙传》和《续齐谐记》载，汉明帝永平时，剡县有刘晨、阮肇二人人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忽见山头有一颗桃树，共取食之，下山，得到涧水，又饮之。行至山后，见有一杯随水流出，上有胡麻饭屑。二人过水行一里左右，又越过一山，出大溪，见二女颜容绝妙，唤刘、阮二人姓名，好像旧时相识，并问：“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还家，床帐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数仙客，拿三五个桃来，说：“来庆女婿。”各出乐器作乐，二人就于女家住宿，行夫妻之礼，住了半年，天气和暖，常如春二、三月。常闻百鸟啼鸣，求归心切。女子说：“罪根未灭，使君等如此。”于是送刘、阮从山洞口去。到家，乡里怪异，经查寻，世上已是他们第七代子孙。二人于是又想回返女家，寻山路，不获，迷归。至太康八年，还不知二人下落。唐五代词以《天仙子》为词牌的作品多用刘阮事，托意仙缘，实写人情。与《天仙子·晴野鹭鸶飞一只》不同的是，此词写天人相隔，仙人的恼恨与世人全同。
此词“踯躅花开红照水”写环境，以“鹧鸪飞绕青山觜”写刘阮经岁而归人间的依依之情。最后不写刘阮恼恨不能复返，却从天仙懊恨人神千里之遥，不复再见，更觉深透一层。全词句丽而意清，语真而情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