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在对大自然美景的赞叹中，寄寓了因缘自适、看透名利、归真返朴的人生态度，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浩叹。
上阕头六句描写清澈宁静的江水之美：一叶小舟，荡着双桨，像惊飞的鸿雁一样，飞快地掠过水面。天空碧蓝，水色清明，山色天光，尽入江水，波平如镜。水中游鱼，清晰可数，不时跃出明镜般的水面；水边沙洲，白鹭点点，悠闲自得。词人用简练的笔墨，动静结合、点面兼顾地描绘出生机盎然的江面风光，体现出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趣。
接下来“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三句，节奏轻快。沙溪，是白天之溪，清澈而见沙底；霜溪，是清晓之溪，清冷而有霜意；月溪，乃是月下之溪，是明亮的水晶世界。词人用蒙太奇手法，剪接了三个不同时辰的舟行之景。既写出了船之行程，也创造出清寒凄美的意境，由此引出一股人生的况味，为下片抒写人生感慨作了铺垫。
词的下阕，作者首先由写江水之清明转写夹岸的奇山异景——“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两岸连山，往纵深看则重重叠叠，如画景；从横列看则曲曲折折，如屏风。词写水则特详，写山则至简，章法变化，体现了在江上舟中观察景物近则精细远则粗略的特点。
“算当年，虚老严陵。”东汉初年的严子陵，隐居不仕，垂钓富春江上。昔人多说严光垂钓实是“钓名”，东坡在此，也笑严光当年白白在此终老，不曾真正领略到山水佳处。“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表达出浮生若梦的感慨：皇帝和隐士，而今也已如梦一般消失，只留下空名而已。那么真正能永恒留传的实体是什么呢？“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只有远山连绵，重峦叠嶂；山间白云，缭绕变形；晓山晨曦，青翠欲滴。意思是说，只有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只有大自然之美才是永恒的。这是苏轼的一贯思想，正如他在《前赤壁赋》中所感叹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下半阕以山起，以山结，中间插入议论感慨，而以“虚老”粘上文，“但”字转下意，衔接自然。结尾用一“但”字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三个跳跃的短句，又与上半阕“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遥相呼应。前面写水，后面写山，异曲同工，以景结情。人生的感慨，历史的沉思，都融化在一片流动闪烁、如诗如画的水光山色之中，隽永含蓄，韵味无穷。
从这首词可以看出，苏轼因与朝廷掌权者意见不合，而贬谪杭州任通判期间，尽管仕途不顺，却仍然生活得轻松闲适。他好佛老而不溺于佛老，看透生活而不厌倦生活，善于将沉重的荣辱得失化为过眼云烟，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安慰。词中那生意盎然、活泼清灵的景色中，融注着词人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哲理思考。
苏东坡经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有的评论家便批评苏东坡消极、悲观，但人们仍然爱苏词。人们从苏词中得到的，不是灰色的颓唐，而是绿色的欢欣，是诗情画意的美感享受。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此诗“依题立义”，通过叙述陈皇后阿娇由得宠到失宠之事，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事人，色衰而唾弛的悲剧命运。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属乐府杂曲歌辞。李白的这首《妾薄命》通过对汉武帝皇后陈阿娇逃脱不了色衰而唾驰的悲惨终局的描写，表达了一种悲悯，悲悯当中又有一种启示。
全诗十六句，每四句基本为一个层次。诗的前四句，先写阿娇的受宠，而从“金屋藏娇”写起，欲抑先扬，以反衬失宠后的冷落。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刘彻数岁时，他的姑母长公主问他：“儿欲得妇否？”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曰：“不用。”最后指其女阿娇问：“阿娇好否？”刘彻笑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刘彻即位后，阿娇做了皇后，也曾宠极一时。诗中用“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两句夸张的诗句，形象地描绘出阿娇受宠时的气焰之盛，真是炙手可热，不可一世。但是，好景不长。从“宠极唾还歇”以下四句，笔锋一转，描写阿娇的失宠，俯仰之间，笔底翻出波澜。娇妒的陈皇后，为了“夺宠”，曾做了种种努力，她重金聘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李白《白头吟》；又曾用女巫楚服的法术，“令上意回”。前者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后者反因此得罪，后来成了“废皇后”，幽居于长门宫内，虽与皇帝相隔一步之远，但咫尺天涯，宫车不肯暂回。“雨落不上天”以下四句，用形象的比喻，极言“令上意回”之不可能，与《白头吟》所谓“东流不作西归水”、“覆水再收岂满杯”词旨相同。最后四句交代其中原因。
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这样一条规律：“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发人深省的诗句，是一篇之警策，它对以色取人者进行了讽刺，同时对“以色事人”而暂时得宠者，也是一个警告。诗人用比喻来说理，用比兴来议论，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和比兴的作用，不去说理，胜似说理，不去议论，而又高于议论，颇得理趣。由此可知靠美色取悦与皇上不能得到多少好处。唾是应该有距离的，不能距离为零，否则物极必反。
这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气韵天成，比喻贴切，对比鲜明，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相比，比中见义。全诗半是比拟，从比中得出结论：“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显得自然而又奇警，自然得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奇警处，读之让人惊心动魄。
词的上阕分析宋朝戈金的有利形势，首先刺堂之上有在宴席之中就能战胜列手的智谋之士，而在边疆有骁勇善战的将领与士兵。宋朝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戈金是完全可行的。之所以要这样分析，主要是针对当时朝廷弥漫的自卑、畏敌情绪而言的。虽然已经议定要戈金，但是朝野上下对于抗金的胜利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刘过这首词就是鼓励大家要看到希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抗金事业中去。词中引用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盖子·公孙丑下》），其实就是强调虽然南宋的军队实力比不过金国的军队，但只要南宋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充分发挥人和的作用，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南宋的。
词的下阕瞻望南宋戈金的大好前景：只要执政者治理有方，君臣同心，同休共戚，那么明年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而用不了多久，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引来四方朝贺的。这从全词的形势说到韩伉胄本人，是对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让人充满信心和勇气。
该词运用很多口语化、散文化的句子，大有以文为词的倾向，读来朗朗上口，更增加了词的魅力。全词语言流畅、气势磅礴。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