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描写祭奠曹操的“盛况”：铜雀台上，歌吹洞天，舞女如云，素白的灵帐，在西风中缓缓飘荡着；曹操的儿子们，供奉先父的亡灵，摆酒设祭，就像曹操活着的时候侍奉他一样。好一个“樽酒若平生”，一种庄严肃穆和隆重热烈的场面，宛然在目。同时，又令人油然想见曹操“平生”把酒临风、横槊赋诗的盖世雄风。然而，生前的气壮山河与死后的隆重庄严，乍看虽颇相仿佛，前后如一，细味却有不胜悲凉之感。逝者如斯，只能“樽酒若平生”了，但反过来说，又不能“樽酒若平生”。一句平白如话的诗，包涵了多重的意蕴，既是描述，又是感慨，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而“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又与上两句有同工异曲之妙。西陵墓地，树木葱茏；铜雀台上，歌吹沸天——可是，死者长眠地下，不能复闻丝竹之声。这似乎是为铜雀台上的伎妾们设辞，传达她们哀婉的心曲。而从诗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角度细加品味，则尤感意蕴丰厚，韵味无穷；时代渺邈，年复一年，魏家天下早已改朝换代，如今已没有人为曹操一月两次，歌舞酒乐，侍奉如常；铜雀故址，西陵墓地，百草丰茂，杂树丛生，而今已不能听到什么歌吹之声。所以，诗人禁不住要为那些无辜的妾伎们悲泣感伤了。芳襟翠袖，徒染悲泣之泪；婉转缠绵，空余伤感之情。连曹操这样的盖世英雄尚且不免“玉座寂寞”的悲哀，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身轻体贱的妾伎们呢。
表面上看，诗写铜雀台祭奠的隆重，写西陵墓地的荒芜以及妾伎们的芳襟染泪、婉娈多情，旨意似乎是在感叹曹操的身后寂寞。实际上这是个误会。写曹操的身后寂寞，乃是为写妾伎们的寂寞张本，是一种衬垫，“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正点出了这一中心题旨。盖世英主尚且不免寂寞身后之事，更何况地位低下、生前就已冷落不堪的妾伎们呢。此诗《乐府诗集》题作《铜雀妓》，也正暗示并证明了诗人题咏的中心对象是妾伎，而不是曹操。由此可见到，诗人已从对铜雀故址的一时一事的凭吊和感伤的圈子中跳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高度，既饱含感情又充满理性，以超然的态度来描写、评判这一历史故事，并进而反思人生。他从大人物的悲哀中，看到了小人物的悲哀；从历史的冷酷中，领略到了现实的冷酷；从死者的寂寞中，感受到了生者的寂寞。因而，这种寂寞身后事的感伤和咏叹，已不仅仅胶着在曹操及其妾伎们身上，而上升为一种人生的感喟和反思。所以，他对“铜雀妓”的题咏，既是执着的，又是超然的，在执着与超然的若即若离之中，诗人既认识、评判了历史和人物，也认识、评判了现实和自己。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以诗的形式发抒诗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和感受，是对历史故事的一种艺术的评判。所以，诗人往往把自己丰富的思想内蕴和复杂的感情色彩，深深地隐藏、浸润在诗的形象当中，用艺术形象来说话，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谢朓的这首诗，也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叙写平白，而蕴含丰富、深刻；辞章短小，却韵味渺远、悠长。
这是一首惜春词。上阕从暮春的雨景写到客中阻雨的愁闷，从视听两方面描绘，笔法细腻；下阕从雨阻行程写到落红铺地、春事消歇，抒归心似箭而难归去的无奈和惆怅。
此篇在春雨迷蒙的意象中，点染人事。上片写春雨中的闺愁。开头三句写一宿春雨初歇，拂晓时烟雾弥漫，鸟儿刚刚睁开惺松的双眼，还未婉转啼鸣，此时，大地一片寂静。而昨日，风雨交加，鸟鸣高屋，一片喧嚣。这是倒叙法，将静与动、冷与热两相对照，以突出今日之“静”，为下面闺愁作了衬托。“墙头”三句，从“静”字展开，写墙头青布酒招已不飘扬，楼上玉人洗尽铅华，只有柳眼微睁，柳丝依依，脉脉含情。几笔景物素描，已将闺愁暗暗托出。“润逼琴丝”三句，进一步勾勒闺房景物──琴、枕、屏障、竹帘，都在春雨潇潇中蒙上了湿润，浸透了寒气，是泪湿？是心寒？闺中人的愁情就能在这闺房景物中。“虫网吹粘帘竹”一句尤妙，以物象描绘之细微，揭示了闺中人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之心境。“邮亭无人处”点出闺愁的原因──游子未归。“邮亭”古代驿站。“听檐声不断”五句，正面写出闺中人在春雨中的绵绵情思。她深夜不寐，听夜雨淅沥，檐水滴心，其情苦也。困乏时刚刚入睡，奈何又被“愁极”惊醒，梦中的相会是幸福的，然而又是短暂的，梦醒后，竟是“自怜幽独”。
下片写春雨中的羁愁。开头两句写游子归心似箭，然而最令人忧虑的是雨水成潦，阻住车轮，无法还乡。羁留他乡，岂不愁煞得兰成憔悴，卫玠瘦羸，在等闲之时，在无可奈何之中，不更易使人伤心落泪。此处用典言羁旅之愁。卫玠，晋安邑人，字叔宝，风神秀异。官太子洗马，后移家建业（今南京）。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年二十七卒。时人谓“看杀卫玠”。“未怪平阳客”二句，又以平阳客在春雨潇潇中闻哀笛落泪事写羁愁。“平阳客”代指游子。“况萧索”以下四句，乃词意一大转折，说游子在春雨潇潇中泪落思乡，那么在万木萧疏、落红遍地、一片荒芜的深秋时返乡时，会如何呢？词中只以景物与感慨作答──家门外，桃园菽畦，荆棘丛生，如此苍凉景象，游子那有心情与友人秉烛夜游呢？此处结得突然，是转折中的顿挫，词意含蓄，将游子之羁旅也愁、归乡也愁，写得淋漓尽致。可谓“顿挫中别饶蕴藉”。
陈振孙说：邦彦“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直斋书录解题》）。邦彦词的铺叙从此篇中可看出其特点是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开阖动荡，富于变化。
邦彦善创慢曲。张炎《词律·序》言：“美成（周邦彦）诸人又复增渲慢曲、引、近，或移宫犯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大酺》则是美成所创之慢曲，双调，133字，前段15句，5仄韵，后段11句，7仄韵。后为者，以此为律。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