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咏物诗贵在能寓微婉的兴寄于生动的物象描绘之中。寄托的深浅有时不在词意的显晦，而在诗歌概括容量的大小，邹浩的《咏路》即是一例。诗中没有具体描写从京城到岭南一路上的观感，而是以不知几千丈长的龙蛇来比喻漫长的旅途和在千山万水之间盘旋上下的贬谪之路，形象地表现了作者上下仕途、俯仰无愧的人生之路。

　　首句点题，“赤路”也可视为炎荒之路。鲍照《代苦热行》：“赤坂横西阻，火山赫南威。”即效“赤”字形容炎热之地。“赤”字还兼有空尽无物之意。此处只写一条空荡荡的赤土路，则路途的漫长寂寞、燥热荒凉均在言外。因而以龙蛇为比，就不仅是取其曲折蜿蜒之状，而且照应了“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的典故，令人想到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以下写路的形貌，处处扣住龙蛇之喻。“不知几千丈”以写龙蛇长度的量词写路之绵长，“出没山水间”用龙蛇出没不定的特点形容路之曲折，“一下复一上”以龙蛇上下低昂的动态写路之起伏，便生动地描画出路在山水间屈曲延伸、忽隐忽现的态势。在此漫漫长途上踽踽独行的作者问自己：“这一生为什么偏偏要随着这条龙蛇般的赤路俯仰上下呢？”这一问含意复杂，联系他在《愤古赋》中为屈原“以忠不容而卒葬于鱼龙之腹”而“愤然伤之”的心情来看，有痛愤自己无罪遭忌见放的言外之意在，因此这一问是对朝中权奸和谗人的责问。其次，“独何为”又含有“何苦来”的感叹。走上这条迁谪之路是他一生追求功名的结局，不肯随俗俯仰，便要随贬谪之路上下俯仰。道路的一下一上，不能不令他联想到仕途的上下、命运的起伏，因此这一问又是他对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的疑问。尽管如北，联系邹浩在其他诗中一再表白的“俯仰无愧作”、“俯仰不愧何缤纷”来看，可知他即使是在迁谪流离、屡濒于死的境遇中，也仍是以诤诤直骨、俯仰无愧而自豪的。 [7]  诗中所咏之路，还可以想到言路。谏官倘要打开闭塞的言路，就要有敢于直犯龙颜、逆批龙鳞的勇气。古人向来将皇帝的反复无常比作“龙性谁能驯”，那么邹浩所走的这条路，正是与龙蛇相俯仰的一条险路。李纲在邹浩《道乡集》序中说，当时台谏大都敷衍塞责，甚至变乱黑白、颠倒是非，“独公奋不顾身，犯颜逆鳞，论国事之大者于言路闭塞之时，号凤鸣朝阳。”可见此诗以赤路比龙蛇，围绕着邹浩被谪在途一事，启发人关于贬谪之路、人生之路、朝廷言路的多种联想，就有较为深广的意蕴。

　　应当指出的是：邹浩毕竟是一位道学先生，虽能以气节自励，但也有他迂腐的一面，他的《移居昭州》等诗同是写贬谪之感，却满篇都是“自新有路君恩重，犹冀他时不愧天”之类的话。《咏路》一诗虽含意较广，而终究缺乏强烈的愤激之情，其根源正在此处。王士祯称邹浩古诗似白居易，这首诗语言的平直通俗便很有代表性，好在浅而能深，显而能隐，尚不失为佳构。

　　风没有生命，本无雄雌之分，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作者从听觉、视觉、嗅觉对风的感知不同，生动、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帝王与贫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前者骄奢淫逸，后者凄惨悲凉。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

　　帝王幽居深宫，生存环境优越，肆虐的狂风进了高城深宫，早已化为清凉治病的和风；而生活在穷巷贫窟的庶民生存环境恶劣，没有防护实施，狂风肆意侵凌，无奈的遭受着风的凄苦。正如文中指出“枳勾来巢，空穴来风，所托者然也，则风气也殊焉。”因为生存条件的不同，所以对风的感受也就不同，风带给帝王的是享受，带给贫民的是灾难。不管宋玉是插科打诨，逗帝王开心，还是暗藏讽谏，风带给不同条件的人的祸福感受是客观存在的。

　　文章从开头到“臣闻於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为第一段。这段通过引起“雄风”和“雌风”论辩的背景，提出风气带给人不同感受的论点。

　　第二段论述了风的形成、起源以及由弱到强、由强衰弱直至进入深宫化为清风四处飘散吸取万物精华而后带给帝王享受的过程。肆虐的狂风在入城前飘散为清风乘越高墙入於深宫，摇动华叶，徘徊香木之间，寻取其幽香；临池采芙蓉芳香；出水掠蕙草浓香；劈开秦衡，摆动新夷掠取清香，景开荑杨收取嫩香，然后带着五香的新鲜徜徉中庭，北上玉宫，又通过层层帷幕进入深宫。这段描写颇为生动，像是描写一个殷情而又谨慎的君王侍臣，小心的调制着君王需求的和风。这里对风的描写暗喻了帝王贪欲的神圣特权，以及臣民伺候帝王的恭敬与虔诚。帝王得到的不像是自然的风，而是精心调制的服务。这风带给帝王的享受，好像是一付神药，这种轻松与愉悦像是病愈酒醒，耳聪目明，舒服至极，使得帝王不由的感叹“好痛快！”这就是帝王享受的雄风。这也是对帝王的生活侧面写照，揭示了帝王生活的奢求与贪欲。

　　第三段论述了庶人的风。突然起於闭塞的巷道中，扬起沙尘，像愤怒的冤魂恶鬼叫嚣着冲孔袭门。光这来势，就让人感觉这风对于贫民不怀好意的侵犯是何等的嚣张可怕啊！继而卷起沙粒，吹起死灰，搅起污秽肮脏的垃圾，扬起腐臭的气味，斜插进破瓮做的窗户，直冲茅庐。这阴风在贫窟里肆意妄为，使得贫民头昏胸闷，伤心劳神，疲软无力，继而发烧生病，吹到嘴上生口疮，吹到眼上害红眼病，进而嘴巴抽搐吮动，咿呀叫喊，说不出话来，得了中风病。这就是庶人的雌风。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深切感受的庶民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庶民生存的艰难与痛苦。

　　通过帝王的雄风与贫民的雌风，我们深切感受到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生命是如此的不平等。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权的肆意践踏。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造成雄风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享受，而雌风带来的是欲哭无泪的灾殃。

　　第一首，前两句“长门柳丝千万结，风起花如雪”，乃描写长门春景。长门宫外垂柳万千，春风照拂，雪白的柳絮漫天飞舞。表面上看，似乎很有生机，而实际上“长门”乃失宠的后妃或未得宠爱的宫女粉黛居住的冷宫。居住在冷宫的人，其怨恨之深，是难以言状的。柳丝缕缕下垂，条理分明，本无所谓“结”，却有“千万”。可见并非实写，而是借以比喻被幽禁的皇后内心的无限寂寞和愁肠百结。宫外春柳的繁盛，更显出宫内的冷清，更加衬托了幽居长门之人的无限哀愁。其中第二句，标明为暮春时节，而“风起”暗指伯颜擅权残害忠良之风，以柳絮如雪花般纷纷飘零，隐喻朝中无数无辜的官员文士，被排挤陷害而去。

　　接三句，揭示了长门柳的悲惨遭遇。长门虽为冷宫，但毕竟是皇宫重地，“长门”之柳不是门边道旁的柳树，不能随意的任人攀折。如今，却“攀折更攀折，苦无离旧时枝叶也”。古人尚有折柳送别的习俗。“离别复离别”，意指一次次的折柳赠别，不断地经历着生死离别。“长门柳”便一再被攀折，旧时的枝叶也就不离了。末句“无离旧时枝叶”和首句“柳丝千万结”相对照，既描绘了柳枝由离到少的变化过程，又讽刺伯颜把朝中上下旧的臣僚官员排斥殆尽，喻示了皇室宗亲的不断离去，不断被杀，逐渐稀少。

　　第二首，写长门宫前的柳树，即使长有千万缕柳丝，也总是一棵伤心的树。行人攀折嫩绿的柳条，燕子衔走了飞扬的柳絮。这一切，只因为京城中都由不得春天做主。开头两句，写长门柳枝繁叶茂，春意盎然，但毕竟是在长在冷宫外，也难逃悲剧命运。暗喻伯牙吾氏虽贵为皇后，照样被幽禁，同时预示了她最终被害的悲惨结局。而“行人折嫩条，燕子衔轻絮“进一步阐释伤心的理由，是因为”行人“和”燕子“的无情摧残。末句”都不由凤城春做主“，喻指当时伯颜专权，奸佞当道，皇帝昏庸无能和不由皇帝做主的朝政现实。

　　这两首小令立意新巧，把尖锐激烈的朝政讽刺内容，隐于被摧残的柳树描写中，寄意深远，善于化用典故，且不着痕迹。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