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内容不加雕饰,语言流畅,如行云流水一般,真实自然地表现了唐朝贾客(商人)及其亲人的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表达了诗人对唐朝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凋敝的悲哀和伤感。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中,通过“起”、“言”、“行”等动作,写商人为了谋利,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暗行”照应“灯下起”,口口声声“发已迟”到“终不疑”,都可看出诗人炼句是颇费斟酌的。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两句承接上面,写贾客“暗行”引出的后果。“猛兽来相追”:既写出寇盗的凶残,又自然地引出商人可悲的下场。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这里不写贾客性命如何,却只说了钱财被抢光。其实写钱就是侧写人,而且是更深刻地刻画了人。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古人认为客死异乡是很可悲的,一般只有穷困潦倒的人才会遭此不幸。“扬州”是当时极为繁华的城市,死者家住扬州,有朱门大宅,竟落到如此下场,实在难以想象。仅此两句,已使诗的意境更为深邃了。
不料诗人笔锋一转,出语惊人:“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这一方尸骨已抛弃在荒山僻野,那一方尚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等待贾客归来。“当此日”三个字把两种相反的现象连接到一起形成对照,就更显得贾客的下场可悲可叹,少妇的命运可悲可怜。
诗人这种抒发感想的方法很值得借鉴,比直来直去地发一番议论强得多。这四句诗仿佛在讲客观事实,并不带丝毫主观的色彩。诗人通过几个很妥贴的意象来表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悲哀。这种技巧,在唐诗中是常见的。
这首诗主要讲述包拯为官不屈不挠,一身正气的事迹。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颔联进一步写为人处世之道是“直”;颈联写除暴安良;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这首诗字字如钢,句句沥血,令后学振奋,令巧伪蒙羞。
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治理世事以清廉无私为根本,为人处世以刚直不阿为准则。
颔联进一步写“直”:只有笔直挺拔的树干,才能终成栋梁之材;纯正的精钢,宁折不弯,决不被外力折服。作者以“秀千”、“精钢”自比,是自勉自励,也是自负自信,很有力度。
颈联写除暴安良。先写鼠雀之“喜”,是纵;后写兔狐之“愁”是擒。而铲除这些贪官污吏、害民之徒的根本办法,就是“草尽”,即拆除屏障,消灭他们赖以生存和为非作歹的条件,他们就无法逞凶了。
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言外之意是要光耀青史,流芳千古。
这首题壁诗,可以认为是包拯身体力行的座右铭。诗作持重刚健,严谨有力,质朴无华,掷地作金石声,充满堂堂正正之气,磊磊落落之情。
诗篇从对方所处的环境落笔。苏轼当时任翰林院学士,担负掌管机要、起草诏令的工作。玉堂语意双关,它既可以指神仙洞府,在宋代又是翰林院的别称。由于翰林学士可以接近皇帝,地位清贵,诗人便利用了玉堂的双重含义,把翰林院说成是不受人间风吹日晒的天上殿阁,那里宝书如林,森然罗列,一派清雅景象。开首这一联起得很有气派,先声夺人,为下面引出人物蓄足了势头。
第二联转入对象本身。“想见东坡旧居士”一句,在“东坡居士”间加上一个“旧”字,不仅暗示人物的身份起了变化(由昔日的罪臣转为此时的清贵之官),也寓有点出旧情、唤起反思的用意,为诗篇结语埋下了伏笔。“挥毫百斛泻明珠”一句,则脱胎于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中的“诗成珠玉在挥毫”。杜诗表现的是早上朝见皇帝的场面,用“珠玉”比喻诗句,在夸赞对方才思中兼带有富贵气象,与诗歌题材相切合。所以作者这里也用“明珠”来指称苏轼在翰林院草拟的文字,加上“百斛”形容其多而且快,尤其是一个“泻”字,把那种奋笔疾书、挥洒自如的意态,刻画得极为传神,这也是化用前人诗意成功的范例。
从第三联起,方转入赠茶的事情。既然是送茶而致的诗,自然说明这茶的佳处。茶树在高处接触云气而生长的叶子特别丰茂,所以用云腴称茶叶。宋人喝茶的习惯,是先将茶叶磨碎,再放到水里煮沸,不像现代的用开水泡茶。这两句说:从我老家江南摘下上好的茶叶,放到茶磨里精心研磨,细洁的叶片连雪花也比不上它。把茶叶形容得这样美,是为了显示他送茶的一番诚意,其中含有真挚的友情。但这还并不是该篇主旨所在,它只是诗中衬笔,是为了引出下文对朋友的规劝。
结末一联才点出了题意。最后提醒苏轼,要适时进退,好自为之。作者语重心长地对朋友说:喝了我家乡的茶以后,也许会让您唤起黄州时的旧梦,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浮游于太湖之上了。最后一句用了春秋时期范蠡的典故。苏轼贬谪在黄州时,由于政治上失意,也曾萌生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退隐思想。可是此时他应召还朝,荣膺重任,正处在春风得意之际,并深深卷入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作者一方面为友人命运的转变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心,于是借着送茶的机会,委婉地劝告对方,不要忘记被贬黄州的旧事,在风云变幻的官场里,不如及早效法范蠡,来个功成身退。末了这一笔,披露了赠茶的根本用意,在诗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番用意又并非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只是从旧事的勾唤中轻轻点出,不仅可以避免教训的口吻,也显得情味悠长,发人深思。 整首诗词意畅达,不堆砌典故,不生造奇词拗句,在黄庭坚诗作中属于少见的清淡一路。但全诗由高雅的玉堂兴起,引出题赠对象,再进入送茶之事,而最终点明题意,这种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的构思方式,仍体现了黄庭坚诗的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