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可分三段。首段简介建亭的缘起。文章一开始就特意点明时间，即在他到滁的第二年，也就是初具政绩之时，其中已含乐意。滁地“山州穷绝，比乏水泉”。而当炎炎夏日，竟“偶得一泉于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欧阳修《与韩忠献王书》），作者喜出望外，亲临考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文章至此，正面点明“乐”字。于是喜悦之情，一气流注：“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筑亭的目的，又是欲“与滁人往游其间”。由自我庆幸到与民同乐，在一片欢乐意绪中莫定题旨。
第二段通过对滁州历史的回顾和地理位置的介绍，歌颂了宋王朝结束战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德。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只写了宋朝以前故乱的历史。并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来表现主题的。“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这一段是写历史。表现了滁州过去的战事和宋太祖赵匡撤的勇武，赞扬了宋朝开国皇帝的武功。“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这一段是写当代。昔日的战场，如今已经难于考察其具体地点了。因为“故老”都已不在了，天下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这是第一层对比。
从“自唐失其政”到“涵煦百年之深也”是第二层对比。这一段通过对人间沧桑的感慨，又一次颂扬了宋王朝统一国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功德。作者俯仰今昔。反复抒发感叹，使文章充满了感情，这两层对比，也都是与文章题目和主题相照应的。写“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又写“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百姓不能“丰乐”。而“圣人出而四海一”以后，百姓能够丰足安乐，则是“上之功德”。进一步证明四海安乐的局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最后一段段回应开端，具体写出“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乐，归结主题。文中写作者“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的四时之景，凝炼而生动；道滁地风俗之美，淳厚而安闲。段中，交错用了四个“乐”字，琳漓酣畅地抒写了欧公此时的愉悦情怀。首先作者庆幸自己远脱风波而“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一乐也；滁人“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二乐也；作者纵谈古今，意在让人民了解“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李之时也”，三乐也；凡此种种，皆因“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是地方官应做之事，四乐也。这就将首段“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事，说得端庄入理。
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借写景而抒情，情景交融。文章用了大量笔墨写滁州的山水景色，从中流淌出作者丰富的情感。战乱之时，好山好水不过是为了割据称王的“凭侍险阻”；在世事变迁的过程中，也只是“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而在百姓安居乐业的当时，则“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欧阳修写景有很深的功力。文中仅用“掇幽芳而萌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这十五个字就把一年四季四时之景的特点表现出来了。“掇幽芳而荫乔木”是通过人的动作来写春夏之景；“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则是用人的感受来写秋冬之色。文短情深，不仅反映出当时作者的心境。而且反映出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精确的表达能力。
上片首三句，词人从眼前赵府花园之景写起描绘出一片荒废、凄凉的景象，表达出其自身的迟暮之感和亡国之悲。下片再回到对赵府府邸、花园的描写。首句“繁华流水去”，总述赵府昔日繁华不再，过去再美好，转眼都成过往，流露出词人亡国的哀怨之感。结尾三句，接续僧人侵占之意，写僧人把这座府邸当做庙宇，严防死守，不让游人赏玩，词人借此暗示元人对百姓的严酷统治，再想宋朝的覆灭，真令人感慨万千。
上片“西园”三句，点明着笔地点。“春暮”点明晚春时景；接着两句一写草，一写花：草为“乱草”，杂乱野草，遮没路径；花为“残花”，急风阵阵吹打，花瓣纷堕。红雨即指花瓣雨，即花瓣散落如雨，李贺《将进酒》有“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诗句。通过描绘满目凄凉的残春景象，烘托出作者的衰老心态和亡国之悲恨。“王侯多宅第，草满玉阑干。纵有春光在，人谁看牡丹”，汪氏所写的这首诗写草虽乱而花却好，虽描写不同，但意义无异。
残垣断壁，故园不在。词人心事重重，由花园着眼整宅，心中不知何等滋味。“念旧巢”二句，由点及面由花园进一步写整座邸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慨叹东晋王谢等贵族第宅，历经沧桑，豪宅已成废墟，建起平常百姓的住宅，燕子仍来原处做巢，只是屋舍已易他人，此词引用刘诗之意，意为赵府仍在，但已改作佛寺，原来的燕子也不识其处，不知飞到哪家哪户去了。“斜阳外”二句，转写邸宅外景：落日斜照，笛声远送。笔致含蓄深曲，令人感慨亲之。
汪元量对琴师音乐特别敏感，常用声音作为其词的结尾，用幽畅的笛声抒发感慨。怀古声息，笔锋一转，下片又转到府宅、花园本身。“繁华流水去”，是此词所包含之情感。“舞歇”二句展开续写繁华逝去之景象：赵府昔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已为过眼烟云，只见遗钿已被泥土所埋。“忍见”，怎能忍心看到这种景象。蕴含词中心中一缕怀旧情思。以“香”形容“土”，倍觉哀怨。残留于今日往日的脂粉气，而丽人已不在。
“渐橘树方生”四句，重写花园。“渐”“方”“才”三字，深含潜滋暗长的意味，蕴藏无限生机。橘树和桑树颇具深意。生于南方的橘树，不能移植，根深蒂固。汪元量赞赏橘桑，正是表达对故国故土的坚贞。大好园林，却为僧人所占，“便关防”三句，令人感慨万分，谓不让显贵玩赏，防守紧严。只是一座庙宇而已。
这首词，词人以赵府府邸为依托，从园、宅两处进行描写，由园到宅，再由宅到园，反反复复，跌宕起伏，寄托词人思国恋旧的情感，含蓄深曲，凄美婉转。
诗题为《客夜》而通篇不见“夜”字，但又全是客夜之景，客夜之情，读之真感有高处着笔，不落言筌之妙。全诗语言朴实，情感真擎，意境清幽，含蓄蕴籍，耐人寻味。
首联“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提笔入题，笼罩全篇。“何曾”“不肯”四字尤为历来评注家们所赞赏。这四字诗人在别处虽曾用过（《复愁十二首》“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但用在此处却显得特别精警。它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睡不着还望睡着，天不明直望天明”（金圣叹《杜诗解》）的情态。王嗣奭赞此四字“用得精神”即是说展现了形象，传出了神采。葛立方也说：“含蓄甚佳。”（《韵语阳秋》）这里所谓的“含蓄”也正是就它表现的形象意蕴的深度而言。
颔领“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紧承首句“客睡何曾著”而来。从文字上看，好像只写的是月影江声，秋夜之景，但实际显现的正是客愁不寐之情，不过诗人用的是衬映手法，以景寓情罢了。“高枕”是杜甫习用词语，集中凡十见，用于律诗对句共八处，其中六个高字均“死字活用”（参见施鸿保《读杜诗说》），用语法术语说即是“形容词用作动词”。梓州四周多山，江水从远处山间流来，夜静之时在枕上听之，觉其声来自比枕高之处。
月影由东窗渐移西窗，分明是后半夜的光景，故说“残月影”。月儿筛过窗帘，光影洒地，对无忧的人说来正是秋夜美景，但对今夜愁苦熬煎，竟夕不寐的诗人来说就倍增烦恼了，只好斜倚着让自己轻松自适些。殊知，那远处的江声又听得更清，扰人愁烦，何况这江声又是远江之声，更把诗人的愁绪引向“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草堂》）的成都。新营的草堂，留居的妻儿，都是难堪的系念，而“家远传书目，秋来为客情”（《悲秋》）则更使情怀悲怆了。诗人不直接着墨于竟夕不寐的愁苦而以残月江声之景出之，真是“文外曲致”，含味无穷。
严武离蜀，杜甫失掉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者。梓州是严武领东川节度使时的旧地，那里有他的旧部、僚属，借严的关系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生活资助，这次诗人去梓州除了避乱之外可能还有这个因素。从诗人这时期写的许多投寄，奉赠和参加宴饮的诗来看，不难得到证实。他几乎向当时在梓州稍占势要的人（如李梓州、杨梓州，严二别驾以及留后章彝等）都委婉地表示过冀求资助之意，但得到的不过是几次应酬宴请和临时的少数周济罢了。因而诗人不断发出“巴蜀愁谁语”（《游子》），“厌蜀交游冷”（《春日梓州登楼二首》）的孤独与绝望的悲叹。他将离梓州时写的“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三年奔走空皮骨，始信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诗句，可算诗人这一时期凄惶无依生活的总写照，也是颈联“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最好注脚。从结构上看，颈联二句正是遥接首联“秋天不肯明”句而来的，它具体地倾诉出“不肯明”的烦怨之情的根由。
尾联“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老妻催归，使诗人更陷入了欲归不能的焦灼之中，如何回答老妻，千愁万绪，苦衷难述。杜甫在这里是说：“老妻啊，你是应当理解我不能回家苦衷的，为什么写这样几页长信催我回家呢？”诗人不在结尾处用重笔再写自己不眠的痛苦而拓开一笔写老妻应理解我不能归家的苦衷，写得含蓄，说得真切，无限酸哀涌而不吐，令人不忍卒读。从全诗结构看，这两句不但是全诗感情发抒的高潮，也是首联“何曾著”“不肯明”的归穴。层次起伏，首尾一贯，曲尽章法变幻之妙。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