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首词为记事感怀之作，写重过故友旧园时的复杂心绪，流露了对往事的无限依恋和因时光荏苒而产生的迟暮之感。王沂孙一改填词用典多惯例，这首词用典极少，文辞稍显简淡的情感曲折跌宕，用语波峭起折，也堪称一首佳作。
“泛孤艇、东皋过遍。”写重访中庵故园。扣准本题。“孤艇”，词人孤身一人重游，流落出访故地的落寞。“东皋过遍”之“遍”字说明作者足迹遍至东皋，留连徘徊。烘托出情境。词人对此地蕴含深情，此次特地前来追寻旧游之地。照下文“欲寻前迹”，足见发端伊始，虽入手擒题，却并非一览无余。曲意直笔，颇耐人寻味。
“尚记当日”点明下文是对往昔的追忆。“绿阴门掩”，表明当日中庵园林的清幽，景境宜人而访者少。“屐齿莓苔”，指游览之事：“酒痕罗绿”，是讲宴乐的。正所谓“事何限”表明事情的范围。而“记当日”指时间。昔日中庵园林的清幽无限与当日交游、乐事的欣愉雅致相互生发映衬，给人印象颇佳。
“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苑”。笔锋转至眼前。履旧迹，寻前踪。一切皆已渺然。旧日舞台歌榭，已雨打风吹去。怡人春光。亦复化为令人惆怅的一片秋色。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欲寻前迹”本应接在“东皋过遍”之后，词人却把它置于“尚记当日”后面，是一种腾挪之法。这种利用“时间差”的写法，造成今昔的强烈对比，和笔势上的波峭回环之感。词人同时还辅以不同的景致和虚实相生的描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对比。昔之欢游，“绿阴”、“莓苔”的春色点染，乐景独好；今之萧条，一片“秋苑”的悲秋笔墨，哀感十足。昔日之乐何其乐，此时之哀何其哀矣。追忆昔游是出于想象，本是虚写。用了“屐齿莓苔”、“酒痕罗绿”的具体可感的细节，变得历历可见，足见词人对昔游的怀恋之深。重游寻迹，望故园萧条迹渺，感慨无穷，却将万端感慨凝为“空惆怅”一语，用“成秋苑”的写意笔墨，世间沧桑都言尽，寓不尽之意于象外言外，极为空灵，此正是碧山过人之笔。“空惆怅”感发于中庵园林的今昔相比，和与故人流散之哀，故而下启“自约”数句。“自约赏花后，别后总，风流云散”两句写出故人之离散。以风云流散变幻飘渺不定之姿，写人间别离，妥贴空灵而凄美可感。“总”字遥合于“孤”，写尽人去园空，形单影只相别久矣之感。孤寂的情怀和惆怅的眼睛。贯穿于故园之忆，之寻的过程，非常传神，是词人精心提炼的效果。
“水远”二字起头，于奇峭中透视常理，写法非常独特，不落俗套。于叙情之处，戛然收束，寓情于景，让人体味个人情改，颇为曲折。“水远”在景致上是遥应“泛孤艇”之所见。上片歇拍将故人离散的实事，幻为一片风流云散。“水远”则是紧承其命脉而来。却以山高水远进一步渲染离散之实。故人的萍踪渺然苍茫里，更加反托出词人怀念之情的悠深缠绵。又以“怎知”“却是”的虚字进一步勾勒，欧阳修《踏莎行》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之句，正是水远，表意浑厚。
“乱山尤远”。则知水远山长在前人笔下，超越自身美感，象征着天各一方的深沉的意蕴。这三句在淡墨无华中，具有浑厚的艺术感染力。在层层递进之中，融进了词人多少怀恋和伤离之情。“天涯梦短”，以“短”状梦，精警峭拔。是承上启下之转折，它承前反扣山长水远的天涯隔阻，束后则点出天涯未归之人的处境。“想忘了、绮疏雕槛”。“绮疏雕槛”，中庵园林的亭台楼榭。“想忘了”是体贴故人迟迟不归之婉辞。梦短路遥，是一种叫人割舍不断的痛苦无奈。短梦沟不通花花天涯的阻隔，使故人无可凭依。因而显见词人对故人的同情的了解。
“望不尽，冉冉斜阳，抚乔木，年华将晚。”再折回眼前之景，收束全词。它上承过故园的各种感怀，历层层曲折，极自然地以眼前景作结，正写出词人的情感变化。叙写的景色萧然：一片斜阳晚照、数点残花映红。“望不尽，冉冉斜阳”由周邦彦《兰陵王·柳》中的“斜阳苒苒春无极”名句而稍加变动。
“春无极”改为“望不尽”极写中庵故园眼前秋苑的无限萧条。“春”“望”之变，与“重过”故园的题旨相扣。“抚乔木、年华将晚。”《世说新语·言语》载：桓温北伐，前种之树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条，泣然流泪。“冉冉斜阳”所描绘的日暮黄昏之景，使人易生苍凉迟暮之感。“望不尽”，更引出对人生的渺长和惆怅的反思。“抚乔木、年华将晚”进一步渲染此情此景。词中将这种迟暮之悲由外围、外景、外物引向内心深处，使之情景生发，汇融成为绮丽中带悲壮、淡远中寓苍凉的意蕴浑厚的意境。使人意感横生，情景交加，在烟霭苍茫之处，感慨则纷至皆来。但数点红英。犹记西园凄婉：在斜晖脉脉的中庵故园里，只有几点残存的红英，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劫，目睹沧海桑田的变换，在由极或到极衰的转换中，也定是凄怆已极吧。对人、对花，皆是如此。
全词笔调伤感凄凉，意境空灵高远，怨怅之情溢满字间，哀婉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