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筑雄垒，独据两川会。
行台敞严府，磊砢北城外。
潭潭走群楹，直上峦岭背。
危墙缭空阔，飞阁入茫昧。
上有宝峰亭，仰见白云内。
岧晓占孤绝，下与万山对。
层檐动寥廓，曲槛枕阛阓。
主人从篮举，晚兴在公退。
心掩万象远，目引八极大。
钩帘拂坐榻，隐几缓衣带。
诗书抉关键，笔砚产珠贝。
是时众吏去，不敢呈计会。
虽然彼郡邑，原本穷利害。
自取金谷饶，无烦火盐碎。
此地寄清襟，岁书从屡最。
中间筑雄垒，独据两川会。
行台敞严府，磊砢北城外。
潭潭走群楹，直上峦岭背。
危墙缭空阔，飞阁入茫昧。
上有宝峰亭，仰见白云内。
岧晓占孤绝，下与万山对。
层檐动寥廓，曲槛枕阛阓。
主人从篮举，晚兴在公退。
心掩万象远，目引八极大。
钩帘拂坐榻，隐几缓衣带。
诗书抉关键，笔砚产珠贝。
是时众吏去，不敢呈计会。
虽然彼郡邑，原本穷利害。
自取金谷饶，无烦火盐碎。
此地寄清襟，岁书从屡最。
这是一首七夕词。牛郎织女七月七日夜鹊桥相会的传说，至少在汉朝便已流传。《淮南子》已载：“七夕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便通过这一天上的神话故事表现人间男女爱情受阻、离别相思的哀愁。此后，七夕又渐渐成为妇女向织女乞巧的节日。唐宋诗词中，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崔颢《七夕》诗：“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张先《菩萨蛮》词：“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
白朴此词上片写七夕。开头两句，似受元好问《摸鱼儿》开篇“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启示，慨叹和赞许牛郎织女爱情的真挚深沉，千古以来消磨不尽，超越了时空。同元词一样，用设问句加强语气，避免平铺直述，收到破空而出、灵动多姿的效果，大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堪称“凤头”。中间五句，写人间七夕传统的习俗，呈现了男女七夕欢会，妇女们搭彩楼、列瓜果向牛女乞巧祈福的情景，同时也为下文作出反衬。歇拍四句，由七夕的欢会转向离妇的愁思。先承接上文，由“蛛丝暗度”的风俗写起。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帝（唐玄宗）与贵妃（杨玉环），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然后用《晋书·窦滔妻苏氏传》苏蕙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夫事，暗写这位七夕不能团聚的思妇窥视蜘蛛织网，思念离别在外的丈夫，充满别恨离愁。
下片着重写离愁。换头两句，描绘愁云漠漠、苍烟低垂的暮景，渲染了抑郁黯然的愁情。“人间”以下三句，正面叙写离妇的悲痛，正如天上被银河分隔的牛郎织女一样。“擘钗分钿”，似用自居易《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诗意，喻指夫妇的生离死别，然此并非只指死别。“蓬山”，古代所传海上三仙山之一的蓬莱，此处喻指远离家乡的丈夫漂泊无定的住所，意如贺铸《芳草渡》“君去也，远蓬莱。千里地，信音乖。相思成病底情怀”。“绛河”，即银河，也叫天河、天汉。王维《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诗：“月回藏珠斗，云消出绛河。”此后三句，以牛郎织女经年恨别，唯有七夕鹊桥相渡的传说，极力点明人间思妇经年长别的痛苦。新秋七月七日之夜，当传说中相隔银河的牛郎织女也在欢聚的时刻，这位思妇依然孤守空房，目睹家家户户“彩楼瓜果祈牛女”的情景，耳闻别人家妇女的欢声笑语，悲苦的离愁越加揪心彻骨，不由地泪落如雨。结拍四句，写思妇悲痛、无奈之后的自我解嘲。思妇悲伤之情经过宣泄之后，想到传说中仓皇奔月、一去不再复返的嫦娥，想起李商隐的《嫦娥》诗，感到自己比起广寒宫里孤独冷清、寂寞难耐的嫦娥倒要稍胜一筹，便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内心的离愁。于是张开云母屏风，准备安寝。这是思妇的自我安慰与自我解脱，从中充分地显示了她的善良与大度，但也因此更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深化了“离别苦”的题旨。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