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今年二麦丰”，词篇开端直抒胸臆，直接抒发对于丰收的无比喜悦之情，词人感叹难得像今年这样大麦、小麦都有一个好收成，语言极其浅显、通俗，而蕴含于其中的欣喜却十分浓厚，“惭愧”二字便把这种情感和盘托出。“千畦细浪舞晴空”是对具体的丰收之景的描写，那千畦的麦子随风飘动，泛起一层又一层的细浪，在晴空之下欢欣起舞，“舞”字以拟人化的手法把麦浪翻飞的姿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描写大片麦浪在晴空下翻滚的场景，显示麦子的生势挺拔，表达了作者对眼前丰收景象的喜悦心情，也表现出作者对农事的关心。而且，这一句和“惭愧今年二麦丰”妙用点染之法，先微微点起二麦丰之事，千畦细浪、舞晴空便是大笔涂抹，极力渲染出丰收的盛况。“化工余力染夭红”，造物者在化育万物、成就丰收之余，还把瑞香花染得夭红无比，绚烂多姿，给人以热烈、希望与痛快之感，这是从侧面描写丰收。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两句巧用晋代山简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的有趣故事，写出因丰收而无比欢快的乡民与儿童。百姓因丰收而欢娱，因欢娱而共庆共饮，喝得酩酊无所知，街边的儿童观之天真地拍手欢笑，词人眼中的人们那么沉醉于丰收之乐中，作为太守的他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甚时名作锦薰笼”，此句照应上阕中的化工余力染夭红，笔法流动中又有着严谨的构思，词人观赏着鲜艳欲滴的瑞香花，自问着：瑞香花何时又叫做锦薰笼了呢？赏花的情趣中是丰收的快意，看似无聊、无理的询问中体现的也正是内心按捺不住的悦然。词人用描写瑞香花花色夭红，气如薰香，流露出对花的喜爱和赏花的欢愉之情，用对花的赞美衬托丰收的喜悦。
这首诗是易昌陶病逝后，诗人为悼念挚友而作，既表达了对良友早逝的悲痛心情，又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情怀。这首诗歌诗人抄录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该诗最早发表在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毛泽东早期文稿》。
该诗篇幅较长，全诗分为四层：
第一层：“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表现了无限的悲痛之情。易昌陶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同班最要好的同学，所以当听到易昌陶病死家中，毛泽东特别悲痛，并引起无限思念。
第二层，写怀念亡友，抒发浓厚的友谊。“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毛泽东感物思人，站在过去和易昌陶经常漫步的湘江边，徘徊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毛泽东在思念之中进入梦境，在公鸡高叫声中，易昌陶徐徐走来，二人高兴地握手，热泪盈眶，相对无言。“冉冉，’写出亡灵的轻飘，‘望”写出毛泽东的高兴之情。“涨”字，形象地再现了热泪盈眶的情景。
第三层：“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悼念亡友，抒发了杀敌报国之情。诗人在梦醒之后，感叹人生总有不顺利的时候，像易昌陶这样德才兼备、充满救国之志的人，命运却不佳，诗人以歌当哭，放声歌唱，倾吐难以忍受的悲痛之情。在回忆死者的同时，又对生者提出希望，要克服那种认为出身低贱的思想，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勇敢地去抵御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
第四层：“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悼念亡友，表达了战斗不息之情。这层作者以俞伯牙失去钟子期而摔琴作喻，说明自己与易昌陶是知音，以及失去知音好友无以言状的痛苦心情。紧接着，用高昂的斗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把哀思寄托在长流不断的江水之上。言外之意，就是以高昂的姿态，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战斗中，实现死者的生前愿望。
该诗悼亡与言志相交融是其思想内容的显著特征。既是悼念亡友、寄托哀思之作，也是抒壮怀、言远志之作，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显示青年毛泽东精神世界的重要文献之一。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人移情杨花，赋予它人性，借花之飘零写自己流离失所的悲哀。
上阕写自己飘零四海，无处寄身的亡国之叹，“似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起笔写东风无力，失去当时活力，哀情流露。“有情不收，江山身是寄，浩荡何世？”杨花此时本是柔情万种的，然而作者眼中看到却终须飘零。对比的反差反映了作者眼中皆悲色，反映出心境的悲凉。“但忆临官道，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指望回风坠，扇底相逢，钗头微缀。”，词人借杨花之口回忆起当年“临官道”的无忧生活。然而这种都城之内的逸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国家就灭亡了，触景生情，以欢喜之物衬托出内心的无限悲伤。又用比喻的手法将自己比作无根的蓬团，然而依然盼望“扇底相逢，钗头微缀”，对偶的修辞突出了作者它希望能重回都城，重温那轻歌曼舞的快乐时光，此时作者又笔锋一转，“他家万条千缕，解遮亭障驿，不隔江水。”这几句写杨柳万千枝条能够遮蔽亭台驿站，却不能隔断滔滔江水。表达了词人的思归之情正似这滔滔江水，不可遏止。
下阕写词人浪迹萍踪、前途灰暗的感叹。“瓜洲曾舣，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乌夜起。帐庐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词人巧妙的利用借杨花之口说明自己曾在扬州客居，“等行人岁岁”则用叠字突出了作者寄居时间之长和内心忧伤，盼望着春风将它带回京城。“愔愔雨、春心如腻，欲待化”作者将细雨、柳絮、杨花三种意向结合在一起，衬托内心的失望和对故土的想念，“点点抟作、雪绵松润”，将生命比作雪球，将借景抒情和直接抒情相结合，进一步升华了词人的哀怨和悲痛。整句词写得十分悲哀，词人将亡国之痛、羁旅之愁，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对前途的绝望，借杨花的遭遇娓娓道出，哀怨缠绵，十分感伤。
该词深婉含蓄，运用象征手法，构思立意均模仿苏轼《水龙咏》“咏杨花”一词，但笔力稍逊，词意也较晦涩。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