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诗歌文化发展的巅峰，不论是从诗人规模还是作品质量上，再没有哪个时期能望其项背。这一时期，诗歌理论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着重探讨诗歌美学问题的理论著作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含蓄》一则是《二十四诗品》的第十一品，是全书最具文采的篇章之一，向来为人所称道。既名曰“含蓄”，下笔就不能太露骨，提出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诗也好，行文也罢，神韵首先是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要让读者品出“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来。紧接着，为具体阐述这种思想，作者首先举了个例子，“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在措辞上没有苦大仇深的句子，但蕴含在字间的忧患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以文已尽而意有余，回味无穷为上。
第二段是在第一段基础上的递进，主要是想说明含蓄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有真宰，与之难浮”。所谓的“真宰”语出《庄子•齐物论》，即指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在此则是指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含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作品的“难浮”而“与之”，须得自然。如酒之溢出于器，虽已积满，而仍不休；抑如花之将绽，遇有秋寒之气，则必放慢其速，含而不露。这两个比喻，不仅切合命题，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说这则很有文采。
文到第三段而境界始大，空中之尘、海中之沤，无穷无尽，而诗人只要取其九牛之一毛，也就理解他们的特质了。进而以一驭万，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而末句之“万取一收”与首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一纲领性判断相照应，这也正是一种含蓄的笔法。
晏殊整整做了五十年的高官。他赋性“刚峻”（《五朝名臣言行录》），处事谨慎，没有流传什么风流艳事。他自奉俭约，但家中仍然蓄养歌妓，留客宴饮，常“以歌乐相佐”（《避暑录话》）。他喜欢纳什么歌妓、姬妾，是容易做到的。照理，他生平不会在男女爱情上产生多少离愁别恨，但他词中写离愁别恨的却颇多。这可能和当时写词的风气有关：酒筵歌席上信手挥写，以付歌妓、艺人歌唱，内容不脱晚唐、五代以来的“艳科”传统；也可能和文学创作的特点有关：它可以描写人们的普遍感情，不限于作者的自我写照。但晏殊写的这类词，也不像完全脱离自身生活的客观描写，这首《踏莎行》小令，就是这样的一首词。
此词写别情。上片起首三句：“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楚辞·离骚》有瑶台这个词，但可能从《穆天子传》写西王母所居的瑶池移借过来，指陆上仙境。说要往海上仙山，没有波涛的险阻，要往瑶台仙境，也有路可通，原来可以双飞同去，但当时却没有这样做；此时“思量”起来，感到“不合”，有些后悔。接着两句：“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是说放弃双飞机会，让“意中人”轻易离开，此时后悔莫及，可就是“山长水远”，不知她投身何处了。“轻别”一事，是产生词中愁恨的特殊原因，是感情的症结所在。一时的轻别，造成长期的思念，“山长”句就写这种思念。它和作者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词中的“山长水阔知何处”，同一意境。
下片，“绮席凝尘，香闺掩雾”，写“意中人”去后，尘凝雾掩，遗迹凄清，且非一日之故。“红笺小字凭谁附”，音讯难通，和《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的“欲寄彩笺兼尺素”而未能的意思相同。“高楼目尽欲黄昏”，既然人已远去，又音讯难通，那么登高遥望，也就是一种痴望。词中不直说什么情深、念深，只通过这种行动来表现，显得婉转含蓄。最后接以“梧桐叶上萧萧雨”一句，直写景物，实际上景中有情，意味深长。比较起来，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虽然妙极，还是失之显露；而作者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词中的“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另一首《踏莎行·小径红稀》的“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结笔的妙处正相同，都是以景结情。
这首词写离愁别恨，侧重“轻别”，有其“个性”；它从内心的懊悔和近痴的行动来表现深情，婉转含蓄，不脱晏殊词的特点；而结笔为最妙，蕴藉而韵高，尤堪玩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