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承袭了《琵琶行》中的凄凉基调。全诗以对比的手法,抒发物是人非、今昔殊异的慨叹。
前四句是对比。同样是在八月十五的明月之夜,过去他在曲江杏园边赏月,曲江是京城长安的风景胜地,也是唐代的皇家御园,杏园在曲江边,朝廷经常在杏园举办宴庆活动。白居易作为左拾遗,官虽不大,但也有机会参加皇家宴会。八月十五,在繁华的曲江杏园赏月饮酒,他的心情无疑是欢畅的。作为强烈对比的,今年他已经被贬到江州来了,无论是环境还是心情,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后四句抒发思乡之情。在环境不利、心情低落时更容易想起故乡,何况是在中秋明月之夜。白居易在《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就写过“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著名诗句,抒发他强烈的思乡情绪。从“东南见月几回圆”可以看到,首句说的“昔年”不能理解为“去年”,而是“几年前”,写这首诗时,他在江州已经有几年了。从中也能看到白居易还是在江州。他还是像去年一样处在苦闷之中,还是像去年一样思念他的故乡和亲人。末二句“临风一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耐人寻味。与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下片“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有近似之意蕴,表达了一种历经磨难之后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全诗通过昔之乐与今之苦、昔之欢与今之忧的鲜明比照,表露了谪居生活中的愁闷。
这是一首情词,写词人心仪的一位女子。上片是回忆初见时的场景,下片是写近来女子的变化。全词对女子的神态和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地描写了女子当初嬉戏时的娇痴和风前散发的风情,以及近来见面时聚眉蹙额低头无语的神态,细微地揭示了女子心理和情感的变化,风格婉约、缠绵、多情。
这首词的第一句作者曾改动过。顾随先生说:“《苕华词》是静安先生后来改定,故多有歧异。虽间有不如人间词者,然泰半较胜。”而这首词恐怕属于改定后“不如人间词者”。在《人间词乙稿》中,这首词的开头是“弄梅骑竹嬉游日,门户初相识”。“弄梅骑竹”,是写两小无猜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结合下片的“近来瞥见都无语”来看,那是写从小就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五言乐府《长干行》,述说了一个女子从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到羞涩寡语的少妇,再到为爱情而忠贞等待的思妇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王国维这首词开头就用了李白诗中“弄梅骑竹”的典故,可见他是有所借鉴的。
然而,词的传统与乐府诗的传统不同;同样写美女爱情的小词,用女子口吻和用男子口吻之间亦有微妙的区别。所以,王国维这首词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乐府诗本是“缘事而发”的民歌,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因此文人在仿乐府诗的时候,态度是认真的和写实的。而词是文人在歌酒筵席上用来娱乐的作品。早期文人在写词的时候持一种游戏和消遣的态度,用浪漫的眼光去赞美眼前的美女并想象她们对自己的爱情。在这些词中,以女子口吻所写的作品往往因其对爱情的执着与奉献,产生一种超出爱情主题之外的“境界”。至于以男子口吻所写的作品,一类与诗相近,是以感情真挚取胜的;另一类并没有真挚的感情,只是逢场作戏或者以种含有情欲的眼光去观察女子,未免“等而下之”。但这首词却不是以感情或境界取胜,而只是以语言的生动自然和人物描写的传神入微取胜。它看起来没有那样轻佻儇薄,只是因为“弄梅骑竹”令人联想到《长干行》中所写的那个“本色”的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她使人产生更多的怜爱之意而不是风情之想。但“金鞭珠弹嬉春日”就不同了。“金鞭”和“珠弹”本来是唐代诗人描写豪奢少年的常用之词,加之南宋诗人陆游的《无题》有“金鞭珠弹忆春游”句,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那是陆游思念他在蜀中认识的一个妓女的。王国维用了这个出处,就使得后边的“娇痴”“散发”“凝脂”“工愁”都变成了一个冶游男子眼中美貌女子的风情作态,失去了“弄梅骑竹”造成的那份朴实本色的美的联想。
王国维之所以这样改动,或许是那个女孩子确有其人,作者以前可能对她有好感,因而写了这首词。但后来其人已嫁,为掩饰这段感情,作者故意改动,使它变成了与那个女子毫不相干的一首“花间”风格的“侧艳之词”。
这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前鸡句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序曲:“客至”的当儿,庭院里发生着一场鸡斗,群鸡乱叫,于是主人把鸡赶到它们栖息的庭树上。养鸡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异。《诗经》说“鸡栖于埘”。汉乐府却说“鸡鸣高树颠”,又似栖于树。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谓“黄河流域养鸡,到唐代还一直有让它们栖息在树上的,所以杜甫诗中还有‘驱鸡上树木’的句子”。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末云“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在潼关附近,属黄河流域,诗作于将晓时,而云“庭树鸡鸣”,尤足为证。驱鸡上树,等于赶鸡回窝,自然就安静下来。待到院内安静下来时,这才听见客人叩柴门的声音。这开篇不但颇具村野生活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意外值客的欣喜。
“父老鸡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鸡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鸡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鸡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鸡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