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这首诗是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晚唐后期，唐帝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时代的衰飒气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创作的诗句表现出一种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元好问借用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随春草斗输赢”来批评陆龟蒙等隐士生活在晚唐社会动荡时代，不作忧国感愤之辞而徒兴春草输赢的叹惜。这里也反映了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时是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的。不过陆龟蒙象古代许多隐士一样，并非真正忘怀世事，陆龟蒙也写过讽刺现实的作品如《新沙》、《筑城池》、《记稻鼠》等。
此诗只有二十个字，但诗歌意境非常壮阔，可以说是描写鹳雀楼风光的上乘之作。
前二句写楼高以寄胸怀。诗人站在鹳雀楼上，望远空飞鸟仿佛低在楼下，觉得自己高瞻远瞩，眼界超出了人世尘俗。从艺术表现看，这里把视觉反差运用到景物描写中，以远处物体似低小的感觉来反衬近处物体的高大，饶有意趣。从思想境界看，则诗人自有一种清高、俊逸的情怀，志气凌云，而飘飘欲仙，大有出世之想。第二句一作“高谢世人间”，则高蹈的情怀更明确。
后二句写四围景象以抒激情。中条山脉西接华山。从鹳雀楼四望，天然形势似乎本来要以连绵山峦围住平原田野，但奔腾咆哮的黄河却使山脉中开，流入断山，浩荡奔去。这概括的描写，勾勒出山河的形势和气势，同时也显示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奔放的激情，目光远大，志向无羁。这二句与前二句一气相贯，既以显出楼高望远，更以见出诗人志高气逸的情怀。
宋人沈括称赞这诗和王之涣诗都“能状其景”（《梦溪笔谈》）。但景以情见，物由志显，能状壮阔山河，正因诗人胸怀高尚。这诗和王诗都是这样的情景交融的好诗。由于时代、遭遇、处境的不同，因而两诗的意境不同。王之涣是盛唐诗人，而畅当则是经历战乱的中唐诗人。他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进士擢第后，仕途淹滞，有志不骋，也曾隐游，“拙昧难容世，贫闲别有情”（《天柱隐所重答韦江州》）。他自视清高，志不苟俗，又不甘困顿，有一股冲决樊篱的激情。因而登临赋诗，抒怀励志，瞩目高远，激情迸发。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应当说，这诗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而这种励进的精神，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首联从梅蕊初绽到梅花盛开，从腊前到年后，写了时序变化，让作者似乎看到了春姗姗来迟的脚步；写了梅花的开放过程，又好似体现了诗人天天看花，关注盼望的心情。从梅花次第之中表现的是诗人盼春惜春之情。
颔联承首联写春意浓，然再好的春光春色也无法排遣“客愁”。这是见江梅而有感所写的诗，形容梅、描写春不是诗人的目的，借以抒情才是真正目的。因此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客愁”二字，是这首诗的诗眼。越是深知春意盎然，越是对客愁无可奈何。以美景写哀情，倍增其哀。这里利用情与景的反差，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颈联又稍一停顿，不顺势抒情而写景。梅花满树与雪同一颜色，春风拂煦，春江微波正与岸边梅花相漾发。江中波映江边梅，岸上梅逐水中波。江水岸花一派融融乐乐的春景。何义门说：“破题二句，已非‘江梅’不可。”（引自《瀛奎律髓汇评》）未免过早，“江梅”之意至此才补足。
在此大好春光之中却不能尽情享受，其中原因在尾联道出。尾联将“客愁”之意重申。春水春花，春光春色，虽然赏心悦目，但“都非故园春色，是以对巫岫而添愁耳。”（仇兆鳌《杜诗详注》）杜甫出川早有计划，刚刚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就有过返乡路线的草图：“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滞留夔州实属不得已。夔州是杜甫居川的最后一站，出三峡就可北上回故园了。越是要回故乡越是思念故乡；越是不能返故乡也越发思念故乡。“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之一）秋思是故乡，春思也是故乡。故乡情也是爱国情，因为是动荡的时局，血腥的战争逼得他背井离乡漂泊西南。带来希望与生机的春天又来了，可是却不能见到可爱的故乡。面对巫山峰峦，更觉其高峻险恶，也更觉故乡山水可爱可亲。
这首诗一、三联相连，以景为主，二、四联相连，以情为主，既有江梅的婀娜美丽，也有作者凄凉落寞之情，很有法度。纪昀说此诗不出色，未免过苛。
王安石晚年寓居金陵钟山，“诵诗说佛”（苏轼语），追求心境的宁静。与此相适应，他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雅丽工致的绝句，在这种凝炼轻巧的形式中，他表达了自己萧散恬淡的心绪，这首小诗就是这样的例子。
诗写泛舟江上所见的景物。写了秋阴，写了云、雨，写了青山和远处影影绰绰的风帆，都是很开阔、很宏大的物象，然而整首诗造成的艺术境界却不是雄健豪迈，而是空明幽淡，其关键便在一个远字。诗人摄取了各种远景来构成他的画面，“江北秋阴一半开”一句，雨过天晴，阴云半开，一抹蓝天已带上了晚霞的辉光，给人一种悠远的感受。“晚云含雨却低徊”一句，将黄昏时的云霞写活了。“低徊”本来指人的徘徊沉思，这里却用来表现含雨的暮云低垂而缓慢地移动，情趣横主，静中有动。诗人在这两句中勾勒了一幅秋江暮云图。它颇有米家山水的朦胧含蓄之美，画面并不是明快清晰的，而好象是有意追求一种半明半暗，神光离合的境界：阴沉的秋空不是全部开朗而是“半开”，可见光线并不太亮；向晚的云霞也不璀灿明艳，而带着雨意，它不是暴风雨之前翻滚的黑云，却是低徊容与，悠然静穆。所以幽远淡雅便成了这幅画面的基调。
三、四两句从云转到江边的青山，山是纠结盘曲的，像是要挡住诗人前行的去路，然而远处忽隐忽现的点点帆影，正告诉诗人前途遥远，道路无穷。这两句写江行的待殊感受，不仅有景，而且景中有人，景中有意，蕴深邃的哲理于寻常景物之中，启人遐思，耐人寻味。后来陆游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名句。这里青山的回环曲折，帆影的时隐时现，也都构成了淡远的画面，与上面两句浑然一体，融汇无间。此诗的深层意义不是屈从阴暗，而是反抗阴暗。反抗阴暗，便能开通千帆竞渡的视境，这就是诗人借山光水色的变化所体验到的某种人生哲学、或政治哲学。因此，此诗是以富有辨证法的思理取胜。
苏轼评王维的诗画，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讲法，把诗境与画意结合在一起谈。诗与画的紧密结合，在唐朝的山水诗、画中得到完美的结合。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都带有画的气质与风韵。唐人的山水诗画重点突出自然的美。宋人的山水画强调质，通过时序节令和布局，表现真实的生活，山水诗也提倡清新蕴藉，要求把真情实感通过客观描写表达出来。王安石的山水诗，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这首写江行的诗，在灰暗的底色上布置了一幕开阔的画图，辅以幽深的笔调，与米芾山水画笔法相吻合，表现一种含蓄朦胧的美。同时，诗人又经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示出对路途遥远、风云变幻的惆怅，把主观思想加入了山水诗中，丰富了诗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