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借作者与孤儿的问答，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后母折磨孤儿的家庭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于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全诗富有乐府民歌风味，语言质朴，运用对话和白描手法，所写故事情节贴切逼真，行文质朴，生动感人。
该诗是一首叙事诗。共可分为四个部分。
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诗人用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也是乐府诗的常用手法，以示事件的真实性。诗人驾车出了城郭北门，马突然沉滞而不肯快跑。马的反常，已暗示出环境的异样。但诗人还未察觉，他下车犹豫了一阵，等候了一阵，见马总是不动就仰头折下一根枯杨的树枝，想鞭马前进。这四句是个引子，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提起了一个悬念。
“顾闻”四句为第二部分，引出事件。四句意谓只听得小丘林子里，传来一阵阵悲哭之声，诗人问啼者：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事件的开端，写得很有层次，先闻哭声，再见其人，未知原因，故发疑问。完全按照客观现实情景写出。正是由于诗人的关切问讯，才引出下面孤儿诉说原委。
从“亲母舍我殁”到“穷厄岂有赀”十四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都是孤儿所说的话，也是全诗的主要内容，写得如泣如诉，真情毕露，舒缓而有致，质直而可信。这一部分共分为二层意思。前八句为第一层，是孤儿诉说后母虐待的情景。这几句话，是字字血、声声泪。后六句是第二层，写孤儿哭坟情状。孤儿上坟去探看生母的冢墓，目的是为了倾诉心中的悲愤和痛苦，孤儿在活的人中无处哀告，只能求告于死去的母亲，这本身就是无限伤心的事。而活着的孤儿毕竟和死去的母亲永远分离了，生身的母亲，既然见不到满腹委屈也就无法申诉所以孤儿热泪纷纷，只能大声哭喊嘶哑了嗓子。生母将孤儿丢弃在人世间忍受穷困煎熬，没有留下财产可供孤儿度日，孤儿不能独立生活，又摆脱不了后母的欺凌和虐待。这六句诗，一层深一层地展示了孤儿的悲惨遭遇和凄苦欲绝的心态——孤儿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徘徊，如果不能继续忍受虐待，就只有追随生身母亲于地下。
最后两句是第四部分，是全诗的尾声。诗人又以第一人称出来说话，规劝后代人以此为教训，不要虐待孤儿。这在今天看来似乎近于画蛇添足，但在汉魏乐府中却是一种习惯写法，以此点明诗人写作宗旨。这种形式，对后来的乐府诗特别是中唐时代的新乐府有明显的影响。
这首诗是作者临离徐州时告别州守黄氏之作，表述了他的境遇，抒发了惜别的情谊。起联言自身曾蒙时贤推荐，次联谓身负虚名，十年从事学政，落得个落职的处境。三联说到当今，表明虽鬓有白发，还想有所作为，感谢对方青眼相看，一贯如此。末联收结到话别，面对秋风，凄然泪下。全诗向友人直倾襟府，感慨沉挚。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的姓名，曾落在当时名流的荐书之中，而他学诗有年，还未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有“自不工”之感。首句运用元稹诗“名落公卿口”和杜甫诗“名玷荐贤中”的句意。次句用《晋书·周觊传》“刻画无盐，唐突西施”的典故，表示作诗尚未全工，有愧所得的称誉。
颔联前句是说：一朝得有虚名，由苏轼、傅尧俞、孙觉诸贤的推荐，自己以布衣而被任为徐州教授。从元祐二年（1086年）到写诗这一年，恰好从事学政已有十年了，但仍然抱有途穷之感。“途穷”是指绍圣元年（1094年）因党事牵连而被罢职，在诗句中表明他的出处和被罢黜的无辜。
颈联是表明他此时虽然已生白发，但因受到黄徐州的称赏和延誉，所以自己的事情，不久还可以寄望于黄徐州的引荐，而未觉功名之晚。而顾念今昔，深蒙黄徐州以青眼相加，这知己之情，尤为可贵。范讽诗说：“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黄徐州正是这样的人。
尾联诗人感叹时光不肯饶人，自己年事渐衰，而又多病，所以临歧告别，泪洒西风。西风表示节季已是秋天，人们在秋天多悲，作者境遇困穷，于是就有老泪难禁之叹。这两句纯从他个人的境况着笔，点明诗为告别而作的主旨。
全诗说的是作者在进退之间，难以由人。他本无心于政治斗争、却是受到政治上牵连，连一个州学教授也被罢职，在贫穷的生活之中，为此产生浩叹。另一方面，诗中表示他刻苦力学，也还有志于功名，即使功名较晚，但遇有知音，将来仍可达成此愿。杜甫诗《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说：“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所以诗中对徐州黄守的始终以青眼相加，表示感激。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是一首对雨即景之作，明快、跳荡，意象绵渺，别具特色。咸阳桥，又名便桥，在长安北门外的渭水之上，是通往西北的交通孔道。古往今来，有多少悲欢离合、兴废存亡的历史在这里幕启幕落。然而诗人此番雨中徜徉，却意度闲适，并无愁眉锁眼之态，笔墨染出，是一派清旷迷离的山水图景。
首句入题。“咸阳桥”点地，“雨”点景，皆直陈景物，用语质朴。句末炼出一个“悬”字，便将一种雨脚绵延如帘箔之虚悬空际的质感，形象生动地传出，健捷而有气势，令人神往。接下一句，诗人把观察点从桥头推向远处的水面，从广阔的空间来描写这茫茫雨色。这是一种挺接密衔的手法。“万点”言雨阵之密注。“空蒙”二字最有分量，烘托出云行雨施、水气蒸薄的特殊氛围，点出这场春雨所引起的周围环境的色调变化来。用笔很像国画家的晕染技法，淡墨抹出，便有无限清蔚的佳致。这种烟雨霏霏的景象类似江南水乡的天气，是诗人着力刻画的意境，并因而逗出下文的联翩浮想，为一篇转换之关键。“钓船”是诗中实景，诗人用一个“隔”字，便把它推到迷蒙的烟雨之外，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像是要溶化在设色清淡的画面里一样，有超于象外的远致。
前两句一起一承，围绕眼前景物生发，第三句纵笔远扬，转身虚际，出人意外地从咸阳的雨景，一下转到了洞庭的春色。论地域，天远地隔；论景致，晴雨不侔。实现这两幅毫不相干的水天图画的联结转化的媒介，乃是存在于二者之间的某种共同点—即上面提到的烟水空蒙的景色。这在渭水关中也许是难得一见的雨中奇观，但在洞庭泽国，却是一种常见的色调。诗人敏感地抓住这一点，发挥艺术的想象，利用“还似”二字作有力的兜转，就把它们巧妙在联到一起，描绘出一幅壮阔飞动、无比清奇的图画来。洞庭湖为海内巨浸，气蒸波撼，吞天无际。在诗人看来，湿漉的晓云好像是驮载着接天的水气飘进了岳阳古城的上空。这是极其壮观的景象。“将入”二字，可说是笔挟云涛。
作者着意描写巴陵湖畔的云容水色，其目的在于用它来烘托咸阳的雨景，使它更为突出。这是一种借助联想，以虚间实，因宾见主的借形之法，将两种似乎无关的景物，从空间上加以联系，构成了此诗在艺术上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