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
人生之最大不幸,莫过于空有济世之才,而无施展之处。在南宋时期,多少志士空叹白发,遗恨而终。这首词抒发的,即是这种情感。仪真,即现在的江苏省仪征县,位于长江北岸,这在南宋时期,曾多次受到金兵骚扰。爱国而且胸怀天下的作者夜泊于此,面对寒江,北望中原,百感交集,借江景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抑郁和悲愤之情。
“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一个“啸”字,就表现出高远境界的,气势不俗。夜泊长江,江景凄寒,作者伫立江边,思潮翻滚,不禁仰天长啸。与“长啸”这一壮怀激烈之情交织在一起,为此词奠定了苍凉雄浑的基调。接着,作者描绘了江上风高浪急、莽莽滔滔的景象:“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只见狂风卷地,巨浪翻腾,以至惊动了水底鱼龙。一“卷”一“翻”,只觉得气势飞动。这一幅有声有色、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形象表现了作者的忧思和不平。
“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是一过渡,全词转入下片抒情。作者的情绪由激昂慷慨渐趋低沉,想借吟鱼饮酒强自宽解,然而郁结于心的如此深广的忧愤岂是轻易能够排遣掉的,其结果只能是“吟未足”,“断还续”。是什么在困扰着作者,使他郁闷,心绪难平?那就是国家的“草草兴亡”,即中原的匆匆沦丧。“休问”,两个字内涵十分丰富。从这二个字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出国势衰微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而且表明作者心情极为沉痛。一想到朝廷对外妥协投降,想到主战派备受压制、排斥、打击,想到自己和许多爱国志士虽满怀壮心却报国无门,不禁悲从中来,心潮难平。“功名泪,欲盈掬”,既激愤又伤心,词人感叹报国无路,读来使人黯然神伤,并与开篇的“长啸”相呼应。将当时社会上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大众心态,集中表达了出来。
这是一首抚时念乱的沉郁之作。作者夜泊仪征江边,面对滔滔江水,环视南北江岸,一时之间,河山之感,家国之恨涌于心头,感怀百端。首二句即点出时间、地点和人的心境。他的心情就和眼前的鱼龙惊动,浪翻风卷一样,澎湃不平,郁勃难抑,写景也是写情,情景相融。使人似乎可以听到作者内心剧烈的跳荡。
上片以“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起句破题,点明夜泊的时间和地点,总写人物的活动。奔波的劳顿并没有将词人拉入梦中,而是长久地无法入眠。他的心中充满了积郁和悲愤,一腔怨愤无处发泄,只好对江长啸,凭借反常的发泄行为来求取暂时的心理平衡。一个“啸”字形象地暗示出作者奔走无果,壮志难伸,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满腔悲愤。这是全词的“文眼”,是整首词感情基调的集中表现,也是上片写景的总起,下面的景色全由此一“啸”字引起。“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惊”是对“啸”的反应,这是极写长啸的深沉和力度。夜间本是鱼龙及各种水生动物休眠的时候,但它们突然听到裂耳的长啸,都惊跃骇游起来,就连沉在江底的鱼龙也不例外,以至江水搅起冲天巨浪,携着卷地的狂风,把海水举得很高很高,海上的小屋都被冲翻了。这几句写得笔力遒劲,破空而来,想象奇特,而不游离江上的具体环境。景为情生,是抒情主体内心情绪的外化,情托景显,复杂愤懑的内宇宙被海水、海浪、海风形象地展示了出来。声音、形象、感触三面并举,听觉、触觉、视觉三官并用,绘声绘色,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
下片变形象抒情为直抒胸臆,感情的格调也由愤转悲,显示出强烈的悲剧意识。“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这二句既有沉郁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是此情此景中作者情感轨迹的具体表现。然而,事到如今,江北的金朝依然长居不亡,自己的平戎之策又得不到当权者赏识,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眼见得岁月催人,功名难就,回首往事,心绪正如奔腾翻卷的江水。因此,酒喝了一阵再喝一阵,进又无门,退又不忍,只有断断续续自斟饮,一声长叹两鬓霜了。结句“草草兴亡,休问功名,泪欲盈掬”,既是对南宋的沉痛哀惋,又是对自身的沉痛悲泣。一代偏安江左的王朝,就这样在屈辱求和中建立又消亡,即将把懦弱无能、终无建树的形象永远留给史册,在这样的社会悲剧和历史悲剧中,千万不要再考虑个人的功名了。然而,此话还没有开口,就已热泪盈掬。在这里,词人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并看到了国家命运对个人命运的制约作用,看到了作为小人物对改变国家形象的无可奈何,对挣脱自身悲剧也无可奈何。这种对人生悲剧原因的认识,正是“泪欲盈掬”的深刻缘由。
本篇虽然短小,但内涵丰富,韵味淳浓,起伏跌宕,富于变化。悲愤苍凉,雄阔浑厚。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