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松》一题,是《冬夜杂咏》中的首篇。《冬夜杂咏》这一组诗最初发表于《诗刊》1962年第一期上。共12题19首,这里选其中一首。发表时有小序云:一九六〇年冬夜大雪,长夜不寐。起坐写小诗若干段,寄兴无端,几乎零乱。迄今事满一年,不复诠次。(诠次,选择、归类及排列的意思。)送登《诗刊》,以博读者一粲。(粲,形容笑的样子。)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仲弘记。(仲弘,是陈毅的字。)作者借物咏怀,表面写松,其实写人。写人坚忍不拔、宁折不弯的刚直与豪迈,写那个特定时代不畏艰难、雄气勃发、愈挫弥坚的精神。作者写松是把它放在一个严酷的环境中,一个近乎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我们看到了雪的暴虐,感受到松的抗争。我们似乎像松一样承受压迫,又像松一样挺直起来。那冷峻峭拔的松的形象,因为充溢其中的豪气激荡其中的力量而挺直起来。在压与挺的抗争中,我们似乎同时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涤荡,因为在这种抗争中,展现了那个时代飞扬凌厉的热情,展现了作者那令人起敬的人格力量。
读这首诗,总让人想起陈总的形象。想起那刚毅的面孔。勃发的神采,光明磊落的胸襟,刚直不阿、任何时候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人格。真是文若其人。如果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充溢着一种帝王之气,那么“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诗句也只有刚傲沉毅、满怀将帅气度的陈毅能够写出来!也许作者在这里的主要目的不是抒写个人。冬夜大雪,作者辗转难眠。1960年那是全国人民都在经受考验的时期。特大的自然灾害,党的工作失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帝修联合反华,正使中国内外交困。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作者作为国内领导人,胸怀的是祖国的命运,承受的是民族的困厄,他考虑的是决不能丧失民族气节,不能丧失原则和立场,向各种反华势力妥协。而这时,全国人民正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迎接困难,战胜困难,顶住了世界性的修正主义的逆流。“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正是对我们的党和人民,对雄气勃发的时代精神的盛赞。也许正是作者人格和时代精神相互融合,内外互动,共同投射在青松这个特定的象喻上,才使这首诗有一股凛然大气,读来令人感动。
上片,以衬托之笔,写乐女们敲击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方响演奏《凉州》曲的过程。“花满银塘水漫流”,点明演奏情景。“花满”喻乐声如花朵遍地开放:“水漫流”喻乐声如清泉漫流。方响击时需要着水于其中以调音,故有“花满”、“水漫”的效果,这是苏轼惯用的通感技法。由乐声、花满、水漫流,即是由听觉、视角、视角的挪移,给人以愉悦的美感。“犀槌玉板奏《凉州》”,点明方响是由“犀槌”和“玉板”演奏出《凉州》曲。“犀槌”与“玉板”,说明了乐器的贵重。《凉州》曲,说明了乐曲的广泛。 “顺风环佩过秦楼”,进一步渲染方响击打的效果。“顺风”说明了乐女的步伐很快,“环佩”说明了乐女的浓妆打扮,“过秦楼”说明乐曲随乐女来到了理想的歌楼。整个上片,着力渲染方响进入了大雅之堂,赢得了美好的效果。
下片,以带有神话色彩的笔墨,写方响超常的艺术力量。“远汉碧云轻漠漠”,写方响声穿透了“远汉”、“碧云”的艺术效果,即感动天地。“今宵人在鹊桥头”,写方响音成为传媒,成全“鹊桥”聚会的恋人,即感动神明。“一声敲彻绛河秋”,写方响的音响彻“绛河”的秋天,即感动时节。
全词,记述了从地下发掘出来而由乐女演奏的方响及其效果的全过程。运用衬托、用典与想象之笔,极力渲染了方响作为国宝的超常艺术力量。苏轼让其重见天日,重现灵光,重传原音,重显价值,表明了苏轼对中华文物的珍惜之情很深。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