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下曲》为汉乐府旧题,属《横吹曲辞》,内容多写边塞征战。原共六首,蘅塘退士选其四首。这是卢纶组诗《塞下曲》中的第三首。卢纶曾任幕府中的元帅判官,对行伍生活有体验,描写此类生活的诗比较充实,风格雄劲。这首诗写将军雪夜准备率兵追敌的壮举,气概豪迈。
诗由写景开始,“月黑雁飞高”并非眼中之景,而是意中之景。雪夜月黑,本不是雁飞的正常时刻;而宿雁惊飞,透露出敌人正在行动。寥寥五字,既交代了时间为冬季,又烘托出了战前的紧张气氛。
“单于夜遁逃”,敌人夜间行动,并非率兵来袭,而是借月色的掩护仓皇逃遁。诗句语气肯定,判断明确,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我军的必胜信念,令读者为之振奋。
后两句写将军准备追敌的场面,气势不凡。“欲将轻骑逐”,将军发现敌军潜逃,要率领轻装骑兵去追击;不仅仅因为轻骑快捷,同时也显示出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当勇士们列队准备出发时,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起来,虽然站立不过片刻,刹那间弓刀上却落满了雪花。遮掩了他们武器的寒光。他们就像一支支即将离弦的箭,虽然尚未出发,却满怀着必胜的信心。
最后一句“大雪满弓刀”是严寒景象的描写,突出表达了战斗的艰苦性和将士们奋勇的精神。
本诗虽区区二十个字,却写出了当时的实情:单于在“月黑雁飞高”的情景下率军溃逃,将军在“大雪满弓刀”的奇寒天气情况下准备率军出击。一逃一追把紧张的气氛全部渲染了出来。诗句虽然没有直接写激烈的战斗场面,但留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营造了诗歌意蕴悠长的氛围。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开头他就说不到此地已是很久了,说明他很久以前曾到过钱溪。关于他到钱溪的时间,江西宜丰陶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条:“乙巳三月,公使都,经钱溪,复邦族……”说明他以前曾来钱溪,与这里的陶氏宗族有过应酬的事。不过这条记载是否可靠,与此诗关系不大,反正他过去来过此地就是了。关键是,旧地重游,他却说出“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这样的句子。这见出他多么喜爱这个地方,似乎看不够;当他将眼前所见与往日的印象进行对照时,又会感到多么亲切。因为前年岁暮桓玄篡位,去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现在战争基本结束。两三年的短暂时间里,世间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而自然界的山川景物却“事事悉如昔”。话说得很平淡,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已经寄寓其中了。“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这是他看山川时的一个突出印象,写得清新、细致。“微雨”、“清飙”,透出春天美好的气息,高林经微雨一洗润,会越发青绿可爱,空中鸟的翅膀在清风的举托下,会盘旋得更加自如。这两句历来被看作是陶诗中触景生情,寓情于景,而达到情景交融境地的写景佳句。潘德舆说它“体物之妙,畴非化工兼画工都”?因此,诸如“从胸中自然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直写胸中天”等赞语也相次而出,不言陶诗有雕琢事。其实,“有时析之以炼字炼章,斯陶之手眼出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用这观点来赏析这两句诗,倒是非常恰切的。陶诗有许多写雨写风写园林写飞鸟的句子,但在陶渊明的笔下,无不赋有“为仁”的思想,因而在美的想象中便出现一个天机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这些自然景色同当时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能对现实社会起到批判作用。可以这样说:陶诗中这些兴象,是诗人艺术的化身,在一些天机和畅、静气流溢的描绘中,仿佛隐隐约约有一个陶渊明在,这两句也是如此。陶渊明是暮春三月经过钱溪的,这里的微雨,即“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微雨”;也即后来杜甫所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好雨”。这种雨能起到滋润万物的作用。故句中的“洗”,不仅含有“洗净”的内含,而且兼有“润物细无声”,“夜雨瞒人去润花”的“润”的内含。这个“洗”字用得非常精当,实即后来诗评家所谓的“诗眼”。飙,一般解作暴风。在陶渊明的笔下的“飙”,却没有凶猛的气势,而有和畅的内涵,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的“回飙”就是,“清飙”与此同义。矫,也不宜解作“勇猛”,而
有舒展自如的意思,如“矫若游龙”,并不取勇猛义。“云翮”,这里虽指飞鸟,但实有影射自己的意思。如《杂诗》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即同此意。故这句的意思是:“空中的鸟儿,也将因受到清爽的春风的鼓翼,而飞翔得更为舒展。”作者抓住在眼前呈现的天机和畅的自然景色,尤其把风、雨、林、鸟组合在一起,予以集中表现,就更能体现陶渊明的思想境界,故此两句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方面讲,都是不容忽视的两句。历来对“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两句有不同的解释和体会。有的把“品物”解作“景物”,“义风”解作“适宜的风”,认为这两句是说:“想到这些依然存在,和风没有同他们相隔”。有的把“品物”作“人品事物”讲;“义风”,解作“正义风尚”,认为两句是说:“喜爱此地人品事物还存在,正义风尚没有改变”。有的则认为“品物”,同于《易经·乾卦》中所说的“品物流形”。“品,众庶也”,见《说文·品部》。《说文解字注笺》补充说:“庶物谓之品物,引申之义也”。关于“流形”,与文天祥《正气歌》“杂然赋流形”同义。所以“品物”,有现在所谓的“生物”的含义。关于“义风”,应该看作是广义的,因为“义者,事之宜也”,既可用于自然方面,也可用于社会方面。作者对风常赋予一种化育的内涵,约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春风化雨”;比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等。陶渊明喜把人、物、我视为能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的个体;上面说的是“品物”,便是选用了“义风”这个词,这样就“民胞物与”了。可见他在选用词语方面是精雕细琢的。所以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深情地看到这个地方仍然保存着一种天风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语意浑含,耐人寻味。儒家以为一切人群与一切万物都有血缘联系,都应该相爱,这种爱的表现就是“仁”。陶渊明是一个“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人,当然是一位具有仁者襟怀的人,于是他对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山川园林,众鸟新苗,田夫稚子,都表示一种亲切而冲和的爱意,上面的“品物”“义风”,正是这种爱意的表现。陶渊明是把自己纳入“品物”的范畴的,似乎自己已感到一种和乐相处的乐趣,进入到忘我的境界,因而他退仕的决心就更大了。这样,便引出了后面言志的八句,显示题旨。
后面八句大致的意思是,眼前虽然被迫行役,但归田适志的襟怀不变,要像霜后的柏树一样,保持高尚的情操和品德。“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这里他自我责备起来了:我是干什么的,这样风尘仆仆奔走在道路上?这种自责是由钱溪这里江山之美、居人之乐引起的,转得虽陡,其实自然。“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一形”,指个人的形体,“有制”,受到牵制、约束。这里是说自己奔走道路是由于职任的制约。中间又用个“似”字。这不定之词表示出自己并不十分看重这官职,扔掉它并不困难。“素襟”,平素的怀抱,即归隐田园,他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下面就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离析”,离开。陶渊明此次出仕时间很短,这里说“久”,日日梦想,见出他确实“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这两句是说:我一定要回到田园中去,这决心就像不怕冰霜的柏树那样坚定不移。这里暗用了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话,这个誓愿是发得很重的。《饮酒》其十九有“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与这两句意思相似。下半这八句,头两句自责,后六句两句一层,反复表明自己的归耕之志,一层深似一层,而且用“似有”、“不可”、“安得”、“终怀”、“谅哉”这些词语进行呼应,把他的心情表现得十分强烈。
这首诗在构思上颇具特色。第一,它能显示作者的思想依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深度。他阻风于规林时,只是想到家乡美好的园林而不想从政(“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在夜行涂口时,只是想到一向爱好诗书,而园林中又没有世俗之情才不想从政(“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在经曲阿时,是看厌了异乡景象而不想从政(“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但在经钱溪时,却是看到钱溪品物美好而不想从政。这是作者采用“移就”的修辞手法把故乡的美移到钱溪来,并从根本思想写,集中笔墨写,就为退出仕途的决心增添了砝码。第二,诗的前半用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手法表示自己内心的意念,语言精到,形象深刻;后半则言明题旨所在,故它能在托物言志上做到章法均衡,过渡自然,显示了古典诗的整齐和谐美。第三,诗歌常讲求艺术容量,既用精炼的语言雕绘形象,又能于其中表达出丰富的思理,而这首诗就是这样的诗。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