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王华六岁的时候,和一群小孩在水边嬉戏,见到一个客人来洗脚,因为大醉的缘故,离开时留下了他携带的包裹。王华拿来看了看,有数十金。王华估计他酒醒后必定会再回来,担心别人拿了金子离开,就把它投到水里,坐在那儿等他来。不一会儿,那个人果然哭着来了,王华迎上去对他说:“找你的金子吗?”为他指明了地点。那个人很高兴,用一锭金子作为酬劳,王华推辞没有接受。
注释
以:因为。
遗:遗失。
取:拿。
度:估计,思考。
复:再。
谓:对……说。
尔:你。
为:替,给。
铤:同“锭”,用以货币流通。
货币的计量单位。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船歌。全诗以清新灵妙的笔触写出了兰溪的山水之美及渔家的欢乐之情。
歌唱当地风光的民歌,除有特殊背景外(如刘禹锡《踏歌词》)取景多在日间。因为在丽日艳阳照映下,一切景物都显得生气蓬勃、鲜妍明媚,得以充分展示出它们的美。此篇却独出心裁,选取夜间作背景,歌咏江南山水胜地另一种人们不大注意的美。这是它在取材、构思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凉月如眉挂柳湾”“凉月”二字,既写出月色秀郎,又点出春雨过后凉爽宜人的气候。“挂柳湾”,使人想象月挂梢头,光泻兰溪,细绦弄影,溪月相映增辉的情景。
“越中山色镜中看”是低头观看溪水,把兰溪山水写得极为飘逸迷人。“镜”,是喻溪水,并且暗示出月光的明洁,溪面的平静,水色的清澈。这里,诗人没有着意渲染疏星秀月,夹岸青山,只说了“镜中看”三字,而丰富的韵致恰恰就在这里。它启发读者去想象那幽雅的兰溪山色,在溪水的倒影中,摇曳生姿,朦胧而飘渺,使人如坠入仙境一般。淡淡的笔墨,描绘出一个多么美妙的艺术境界。
这两句是诗人的视觉感受。首句是仰望天空。次句写俯察,一俯一仰,景象清新。“凉月如眉”,“山色镜中”,都是比喻一明喻山色之形,一暗喻溪水明净。挂字比拟,看字更点明人在景色之中。闪光水色有了人的活动,则更显得灵动,跟显生机,使兰溪有胜似仙境之感。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船继续前行,不觉意间已从平缓如镜的水面驶到滩头。听到滩声哗哗,诗人才联想到连日春雨,兰溪水涨,滩声听起来也变得更加急骤了。在滩声中,似乎时不时听到鱼儿逆水而行时发出的泼刺声,诗人又不禁想到,这该是撒欢的鲤鱼趁着春江涨水,在奔滩而上了。南方二三月间桃花开时,每有绵绵春雨。这种持续不断的细雨,能使江水上涨,却不会使水色变浑,所以次句有水清如镜的描写,如果是北方的桃花汛,则自无“山色镜中看”的清澈之景。由此可见诗人观察事物描写景物的真切。因是夜中行舟,夜色本来比较黯淡朦胧,这里特意选用“桃花雨”的字面,感觉印象中便增添了黑暗的冬天色彩;夜间本来比较宁静,这里特意写到鲤鱼上滩的声响,遂使静夜增添了活泼的生命跃动气息。实际上,这里所写的“三月桃花雨”与“鲤鱼来上滩”都不是目接之景,前者因滩声喧哗而有此联想,后者因游鱼泼刺而有此猜测。两者都是诗人的想象之景。正因为多了这一层想像的因素,诗情便显得更为浓郁。
这首诗,从头至尾没有写到“人”,也没有写到“情”,而读来却使人感到景中有人,景中有情。诗人将山水的明丽动人,月色的清爽皎洁,渔民的欣快欢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明澈秀丽的画卷中,读后给人以如临其境的美感。从诗的结构看,前二句是静景,后二句是动景,结句尤为生动传神,一笔勾勒,把整个画面画活了,使人感到美好的兰溪山水充满蓬勃生机,是全诗最精彩的点睛之笔。
唐代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监专权。这首诗就是讽刺宦官的。诗题“轻肥”,取自《论语》,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读者不禁要问: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自然骄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奢。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写出了江南大地上的一幕人间惨剧,使全诗顿起波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诗采用了写书的风格,白描的写法,真切地展示了社会的不公。文学作品应反映生活的真实,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词写作者独自离开历下城时的感受。
词的上片,起笔叠用三个“无”字,以白描方式突出飘泊者的凄凉,更增浓了漂泊者的悲哀。前三句写尽行踪飘零,宦途辗转。“南山”两句,点出题旨。“南山”“相送”,却被“高城”隔断,无限依恋,更增一层哀伤。“南山”二句继写送故人时的无限依恋。有情之人与无情之人对比鲜明,更显离愁之深。
词的下片,抒发人生感慨。“罨画’句写历城风光如画,使人留恋,令人难舍,赞历下林泉景胜。“算重来”以下,设想今后变迁,不胜感慨。这首词上片描写行客离别是的愁绪和恋恋不舍的心情,下片“刘郎”句用刘禹锡受贬、远谪僻乡重回长安但青春已去的故事,抒发年华易逝的感喟。感叹好景不常、华年空过、有情人无缘聚首的遗憾,全词语辞清丽婉雅而不绮艳,情意缠绵真挚,韵味久耐。全词以“无根”为抒情之根本,抒情凄婉。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
这首词丽而不艳,清雅深婉,情义缠绵,韵味十足,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