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这首词写思妇望着柳条而产生的纷繁思绪。“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首句写柳树所在之地，“馆娃”和“邺城”，都是古时与美女有关的地方，西施曾居于馆娃宫中；邺城有铜雀台，杜牧《赤壁》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曹操姬妾歌女，都住在此地。这里用这两个地名，不仅使人想见其树，更想见住在那里的美人。树与人暗自映衬，柳的娇美自在不言中，并含有思妇以美人自况之意。越觉己美，春思愈切，于是举目眺望，所见只是远近垂柳，拂堤映帆。次句写江岸之柳沐浴春风，飘拂多姿，思妇由征帆而想起远去的征人。“馆娃”和“邺城”，一南一北，构成跨度很大的空间，配合着流水征帆、大堤杨柳，构成一幅广阔渺远的离别图。而“馆娃宫外”与“邺城西”、“远映征帆”与“近拂堤”，句中自对，则 又构成一种回旋荡漾的语调，渲染了一种别情依依的气氛。
“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二句，是思妇由柳条而产生的奇异想象：芳草可以使游子怀乡，柳条虽不是芳草，然而它也像芳草一样碧绿，而且还有袅袅长丝，它足以牵住远游的人儿，使他思归更切。这种意境是很新颖的。但上文既然说杨柳拂堤，枝条无疑是既柔且长，用它来系住游子的心意，又是一种很合理的推想。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折柳相赠，正是为了加强对方对于己方的系念。有这种习俗，又加上柳枝形态在人心理上所唤起的感受，就让人觉得 柳枝似乎真有此神通，能系住归心了。由此在趁势推进一层：“王孙游兮归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作者巧妙地借此说芳草没有能耐，反衬出柳枝神通之广大。
这首词不仅扣住《杨柳枝》这个词调咏杨柳，而且加以生发，决不沾滞在题上。词中的杨柳，实际上是系住游子归意的女子的化身。词中处处有伊人的倩影，但笔笔都只写杨柳；写杨柳亦只从空际盘旋，传其神韵，这是词写得很成功的地方。
根据胡长青的说法，把此诗理解为赞美男子的诗应更为切合诗旨。他说，因为《诗经》所产生的时代，属于父系社会，男子早已享有无上的权威，这时期的生殖崇拜是以男性为主题的，称赞子孙众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的颂扬。把生育单纯地归之于妇女，囿于现代的认识习惯，不免惑于事物的表象了。再考察一下诗的本身，通观全篇，并不存在一处描写妇女某种特征的字句，况且“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不是描绘妇女的词语。如果与《卫风·硕人》对妇女身材的描写相对照，更可明了二者的区别。
此诗首先以兴的手法，抒写景物之美。粗大虬曲的花椒树，枝叶繁茂，碧绿的枝头，结着一串串鲜红的花椒子，阵阵清香，随风飘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采摘下来，足有满满的一升。接着，以此为铺垫，以椒喻人，赞美那个高大健壮的男子，人丁兴旺，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比喻新奇、妥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两句又回到了对花椒的抒写上，但因有了中间比喻部分的过渡，已不同于前两句的单纯起兴，而是比兴合一，人椒互化，前后呼应，对人物的赞美进一步深化，含蕴隽永，有余音袅袅之感。而语尾助词“且”的连用，更是增强了情感的抒发，企慕之意，可谓一往情深。
此诗的第二章几乎是第一章的再现，只是调换了两个字，这种复沓的修辞手法，通过对某种事物的反复吟诵，可以收到一唱三叹、情意深致的艺术效果。此诗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比兴的运用，不但使诗的开篇较为自然，没有突兀感；而且以人所共知的美好事物喻人，较含蓄通俗地表现出被赞美主体的品性内涵，易于为人理解、认同。这在《诗经》中运用得极为广泛，“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王逸《楚辞章》），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所普遍接受。
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现实和诗人境遇的不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衡岳》和《山石》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但两者风格明显有别。《山石》写得清丽飘逸，而此诗则写得凝炼典重。
诗人通过仰望衡岳诸峰、谒祭衡岳庙神、占卜仕途吉凶和投宿庙寺高阁等情况的叙写，抒发个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为自己投身蛮荒之地终于活着北归而庆幸，一方面对仕途坎坷表示愤懑不平，实际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抗议。
开篇六句写望岳。起笔超拔，用语不凡，突出南岳在当时众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远道来访的原因。“我来”以下八句写登山。来到山里，秋雨连绵，阴晦迷蒙；等到上山时，突然云开雨霁，群峰毕现。整段以秋空阴晴多变为背景，衬托出远近诸峰突兀环立，雄奇壮观，景象阔大，气势雄伟。“潜心默祷若有应”句，借衡岳有灵，引起下段祭神问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乃全诗的核心。韩愈游南岳，虽不离赏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祭神问天，申诉无人理解、无处倾吐的悒郁情怀。在叙写所见、所感时，肃穆之中含诙谐之语，涉笔成趣。最后四句写夜宿佛寺。身遭贬谪，却一觉酣睡到天明，以旷达写郁闷，笔力遒劲。末句“寒日”，呼应“秋雨”、“阴气”。全篇章法井然。
这首诗的思想价值虽不高，艺术表现上却有特色。全篇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色彩浓重，语言古朴苍劲，叙述自由灵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双句末尾多用三平调，少数收尾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重而不浮，颇具声势。
全诗是从描写巫山景色着笔，循着巫山神女的典故展开诗思的。
诗的首三句，“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将巫山十二峰的奇特景观，表现得十分精当，一下子就摄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引领大家进入到诗的意境中去。“神曳烟”三字，极妙。这三字，形象描绘巫山闻空滚缥缈、渐移缓行的烟云，它与波澜翻滚、水势迅猛的“大江”，形成动态上的强烈比差；同时，大江、云烟的动态，又与静谖的陡峭山壁，丛碧树木，构成鲜明对比，使全诗的开端显得色彩和谐，层次感强、动静配合，富有诗情画意。如此优美的环境，接容易感发超人们的奇思遐想。“神曳烟”里的“神”字，轻笔一点，便逗引出下文巫山神女构典故来。至此，诗情便从景色描写很自然地转入到优美的传说故事中去。
“楚魂寻梦风颸然”以下四句，专写楚王梦寻瑶姬事，诗里的“楚魂寻梦”，即指此事。李贺翻用这则典故，不说巫山神女会见楚王，反过来说楚王的灵魂在飒飒的凉风里去寻求梦中的瑶姬，但是，瑶姬一去已隔千年，巫山之阳再也找不到她的形迹，剩下来的只有在晓凤飞雨里生长的苔藓，丁香翠竹丛中传来的老猿的悲啼声。诗的结尾二句，申足上文诗意。神女不在，古祠尚存。诗云“椒花坠红”，这是因为长吉从未到过蜀地，出于艺术想象，所以误将紫赤色的花椒果实当作花朵，写出“坠红”的诗歌意象。山里湿气重，似乎云也是湿的，故云“湿云”。两旬意谓古祠近月，寒气侵逼，空寂无人，不时有椒花坠落在古祠旁。用空寂的意境收束全篇，有力地突现了“楚魂寻梦”的空幻，暗示了全诗的题旨。
揣摩其艺术特色，有三点：一是着力于揭示矛盾，求变求新。作者的这种艺术追求突出地表现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例如开头三句，使山与水相比照：峰峦高耸，岿然不动；江水绵延，翻滚不已。一者静，一者动；一者高，一者远；一者秀丽，一者混沌。于对比中生发出气势来，显得雄高远，开阖动荡。
二是重音叠字用得巧妙，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如开头的“碧丛丛”。中间的“瑶姬一去一千年”，两个“一”字，一虚一实，似乎彼此不相干，其实联系紧密，具有非凡的表现力。“一去”有“去不复返”的意思，而“一千年”则暗示逝者的无情和时间的无情。多情的“楚王”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神女的身影，这就有效地浓化了诗歌的悲剧气氛。
三是出奇制胜，用暖色调表现悲凉的景况，很成功。末句“椒花坠红湿云间”，红不仅是暖色，且多用以渲染喜庆场面。这里把它和动词“坠”字、形容词“湿”字相缀连，惨红的颜色和凋残的态势令人触目伤怀，就象堕楼的绿珠引起后人广泛的同情、惋惜和哀伤那样，所有美好的、充满生命力的事物被毁弃，更加剧人们的伤感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