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苏张，夸玉界，赋琼楼。素娥阅人多矣，不怕雪添头。只恐参横斗转，还又酒阑歌散，醉态醒堪羞。安得真仙术，兔魄驻西流。
昔苏张，夸玉界，赋琼楼。素娥阅人多矣，不怕雪添头。只恐参横斗转，还又酒阑歌散，醉态醒堪羞。安得真仙术，兔魄驻西流。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燕王哙时，齐湣王因燕乱起兵攻燕，掳掠燕国宝器运回齐国。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燕昭王。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五国的军队攻破齐国。后来燕国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乐毅被迫出逃，齐人大破燕军。燕惠王因而写信给乐毅，乐毅写这封信来回答。
乐毅针对燕惠王来信中说的“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从两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写他为了报先王知遇之恩，作了详尽规划，再率军队彻底报了积怨。第二，考虑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所以“负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免得“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从而保留先王知人之明。这第二点，正是回答惠王责备他的“弃燕归赵”。最后再说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他在回答第二点时只用典而不点破，正是“不出恶声”；他不避“遁逃奔赵”，正是“不洁其名”。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责问，措辞极为婉转得体；又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作者的善于谋划，善于用兵，以及善于全身保名。靠君臣知遇来建功立业，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愿望，所以这封信成为历代所传诵的名篇。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开头四句语言颇艰涩费解。第一句，“羁心”指一个被迫远游为宦的人满肚皮不情愿的心情。这句意思说在秋天的早晨自己郁积着一种不愉快的羁旅者的心情。接下来第二句说，既然一清早心情就不愉快，那么爽性尽情地眺览沿途的景物吧。第三、四两句似互文见义，实略有差别。“逝湍”指湍急而流逝的江水，则“孤客”当为舟行之客；而“徒旅”虽与“孤客”为对文，乃指徒步行走的人，则当为陆行之客，故下接“苦奔峭”三字。夫舟行于逝湍之中，自然提心吊胆；但其中也暗用“逝川”的典故。《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知此句的“伤”字义含双关，既伤江上行舟之艰险，又伤岁月流逝之匆遽，与下文“遭物悼迁斥”句正相呼应。第四句，江岸为水势冲激，时有崩颓之处，徒步旅行的人走在这样的路上自然感到很苦。不过从上下文观之，这句毕竟是陪衬，重点还在“伤逝湍”的“孤客”，也就是作者本人。所以“孤客”、“徒旅”是以个别与一般相对举，似泛指而并非全是泛指。
第二节的四句全是景语。这中间也有跳跃。开头明写秋晨，下文却来写“秋晚”，而用“日落山照曜”一句来代表。这种浓缩的手法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之一，而谢灵运的诗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但是缓是急，仍须研究。汉武帝《瓠子歌》（见《史记·河渠书》引）：“河汤汤兮激潺谖。”可见当训水流急貌。何况“石浅”则水势自急，必非缓流可知。此四句“石浅”句写水，写动态，“日落”句写山，写静态；水为近景，色泽清而浅；山为远景，色泽明而丽。“荒林”句写目之所见，“哀禽”句写耳之所闻。全诗景语，仅此四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照理讲它们并非主要内容。只是若把这四句删掉，此诗即无诗味可言。可见情由景生，原是写诗要诀。
第三节从写景转入抒情，却兼有议论。“迁斥”有两层意思，一是主观上指自己被出为郡守，无异于受迁谪和贬斥，二是客观上感到节序迁改推移，时不待人。这二者都是值得伤悼的。但只要存有希望，就可以领悟精微玄妙的道理，不致因外来的干扰影响自己的情绪了。然而这种悟道的境界，只有太古时代的圣君贤哲才能心领神会，处于衰乱末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作者说，“我既已持有上古时代的圣贤的一颗心，哪里还在乎当今世人的讥诮呢！”从这里，看得出作者同刘宋王朝的统治阶级是互相对立的，这是豪门世族与军阀新贵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最后矛盾激化，谢灵运终于以谋反罪被杀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最后一节，作者借古人以明志。“严子”和“任公”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古人。严光是避世的隐者，而任公则象征着具有经世大才的非凡之辈。作者意思说自己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由于不合时宜，宁可做个隐士。结尾两句，作者明确表示：即使不同时代的人也可以志趣相投，步调一致。言外隐指：本人知音寥落，当世的人对自己并不了解。从而可以推断，上文作者所伤悼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了。
全诗四句，前后各为一个层次。第一层描写失去自由之前的鹤，比喻诗人自己远离朝廷羁绊之时的自由之身，当时纵横沙场，东征西讨，意气昂扬，正好比那高天之上的云鹤，搏击八方来风，展翅翱翔。在茫茫九州之上，在朵朵彩云之间，奋翮高飞，无拘无束尽情地发出舒心的鸣叫。对飞鹤戾天的描写，正是含蓄地展现了诗人的鸿鹄之志与旷世奇才，也反映了他希望挣脱朝廷束缚的强烈愿望。从本诗开头两句可以看出，诗人虽身为人臣，却有包举宇内、气吞九州的帝王气概。
第二层写失去自由之后的鹤，比喻诗人自己受人节制，郁郁不乐。自由翱翔的云鹤，一旦被捕入苑中，成为帝王苑囿中的玩赏之物，飞向云天的志向便被摧折而很难实现了。这正是诗人被召回朝廷之后当时处境的形象比喻，受制于人而不能一逞英雄之志。通过前后两层鲜明形象的对比，诗人因一时受限制而内心苦闷不平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这是一首比体诗，通篇写鹤，而作者之情志则因之而表露，深得含蓄不尽之致。比兴是中国诗歌最古老的传统。《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观夫兴之讬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从作者见群鹤而生感慨来说，这是兴。从作者以鹤的形象自比来说，这是比。故而能因小见大，婉而多讽。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迎着八面来风，展开硕大的羽翼，在九天之上翱翔鸣叫的鹤。鹤的高飞戾天展现出作者的雄心抱负与宏才大略，也反映出他远离朝廷羁束的自在心情。诗的后半描写鹤因羽翮摧折而不能高翔云天，只能成为帝王园囿中的观赏之物。这无疑是作者对一旦被召回后处境的想象。通过前后意象的鲜明对比，作者内心的苦闷不平获得了生动的展现，诗意在转折跌宕中有波澜起伏之势。这种托物言志的手法，确如刘勰所云“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这种五言四句的小诗，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齐梁时代已称作“绝句”，它是唐绝的滥觞。这种短诗要求尺幅千里、馀韵悠远，故比兴一体最为诗家着意。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五绝只二十字，最为难工，必语短意长而声不促，方为佳唱。”刘熙载《艺概》云：“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讬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此诗的托物寄兴之妙，也完全符合上述诗家对五绝的要求。
描述鹤鸣九皋的壮观是为了叙述远大的志向，咏叹蹒跚帝苑的困窘是为了抒发满胸的愤懑。《南史·齐本纪》称萧道成“喜怒不形于色，深沉静默，常有四海之心”，《群鹤咏》正为佐证。诗人自比高洁美善的白鹤，艺术上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萧道成是一只凶猛的鹰隼，深藏韬晦，骁勇强悍。借镇压诸王之乱而钳制朝廷，一旦时机成熟，便毫不犹豫地夺取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