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行到手休辞。道秋菊、春兰有时。若到松江，莫惊鸥鹭，记取坡词。
杯行到手休辞。道秋菊、春兰有时。若到松江，莫惊鸥鹭，记取坡词。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起两句十二个字，连用四叠字：云淡淡，知是疏云；雨潇潇，应是小雨，如李清照《蝶恋花》词：“潇潇微雨闻孤馆”，而非“风雨潇潇”（《诗·郑风·风雨》的“暴疾”（朱熹《诗集传》）的急风骤雨。淡云无语，细雨有声，这淅淅沥沥的声音，暮暮朝朝一直传入人的耳畔，怎能不使人生愁，故开篇的一个字即云“愁”。叠字的连用，又加强了烘托气氛，渲染环境，状物抒情的作用，“别来应是”，语气十分肯定。由于是知己，心心相印，我既为你生愁，你对我必然如此。“眉峰”，源于“（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后言女子眉之美好。康伯可《满庭芳》“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又，眉峰犹眉山。韩偓《生查子》词：“绣被拥娇寒，眉山正愁绝”。“翠减”，是因为古代女子用黛画眉，黛色青黑。欧阳修《踏莎行》：“蓦然旧事心上来，无言敛皱眉山翠”。“腕玉”即玉腕的倒置。秦观《满庭芳》：“玉腕不胜金斗”。三四两句总写人的无心打扮，懒于梳理。古云：“女为悦己者容”。《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说得最明白：“有甚么心情将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这是男方设想对方“别来应是”如此，由于“心已驰神到彼”，故“诗从对面来”。柳永的“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便是。
下片专从自己方面来叙相思。轩“小”而“独”，即使欲排遣愁也不可能，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直逼出一句“情绪好无聊”。这句浅白直率，却是一句大老实话。同是周邦彦的“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这些写刻骨相思的率直语言，张炎认为“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者”，“所谓成浇风也”（《词源·杂论》）。况周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说：“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蕙风词话》卷二）。后说为是。对“情绪好无聊”亦应作如是观，因为它表现了“至真之情”，虽“说尽而愈无尽”。结三句用笔潇洒，语淡味浓。萱草别名很多，通常又称鹿葱、忘忧、宜男、川草花、金针花等等。嵇康写进他的《养生论》：“合欢蠲愤，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诗经》叫它谖草。《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传》：“谖草令人忘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除重复上面的话，并引李九华《延寿考》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然唐宋诗人孟郊、梅尧臣等对“忘忧”都提过质疑。“一丛萱草”的本意是说：相思情切，即得萱草，也不能忘忧，暗含有刘敞（原父）诗意：“种萱不种兰，自谓可忘忧；绿叶何萋萋，春愁更茫茫”。“几竿修竹”，取意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中的“佳人”有高节的情操，故与“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刘禹锡《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的竹并列。这句赞对方的品德。最后以缠绵不尽的相思作结：“数叶芭蕉。”芭蕉在诗词中一向是愁的象征。唐人张说《戏草树》诗：“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煜《长相思》词：“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萱草，修竹，芭蕉，或许“小轩独坐”目之所见，但均有蕴意。三句皆缀以数目字，联系开头的四叠字，尤觉意韵悠远，辞情并茂。顾景芳谓小令应“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田同之《西圃词说》）。求之于此词，信然。
这首词看来不过描写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赎回典当出去的皮裘，但从这件小事却透现出主人公曲折多变的心理。谭献称这首词“姿态横生”(《箧中词续》)，确是贴切的评语。词一开头，主人公懊悔万分的神态就呈现在眼前：“悔残春，炉边买醉，豪情脱与将去。”“将去”意为带去。为买酒，仍然在残春时节，皮裘就典当出去了。皮裘一去，似乎连豪情也一并带去了，从中可见主人公与皮裘的关系是何等深切，他对皮裘的情感是何等深厚!所以，他的懊丧心情并非是没有来由的。日月易过，光阴似梭，然“云烟过眼”倒是极其平常的事，引起主人公凄凉心境的是另外的原因：“怎奈天寒岁暮”。“云烟过眼”比喻日月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岁月流逝，眼看严寒又到，然而皮裘被典当于外，御寒无计.这是他的愁因。主人公窘态毕现，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悔而转愁，由愁进而想要设法解愁，于是痛下决心，要积聚起钱来，重新赎回皮裘。“待积取叉头”，“叉头”指钱。宋代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说到自己初到黄州，担忧钱不敷用，每月初将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份，随即藏起画叉，以免钱用过头。每天用剩的钱还要积聚起来，招待宾客时用。“还尔绨袍故”，意为赎还原有的皮裘。“绨袍”本指棉袍，此指皮裘。随着皮裘赎回，主人公的心境也为之一变，愁心一扫而空，喜意油然而生。从“寒且住”的描写中，颇能见出主人公那略带沾沾自喜的神态。但刚觉心喜，却又心情陡变，转而“喜余又怒”了。为什么？“怅子母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子母”指本金和利息，“频权”意为不断变化。“细相”，仔细察看。“抖擞”意为抖动、抖刷。赎裘花的钱比原来多得多，而心爱的皮裘仔细一看，却已有些微蛀了。主人公喜而又怒，心中气愤和惆怅之情交织一起，心情极为繁杂。
下片紧承上片而下，主人公既怒于当铺的收藏不善，又痛惜于皮裘的受损坏，“铜斗熨”，皱折难以熨平，衣襟上酒渍仍在。词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皮裘写得富有生命和情感。主人公未负典当三年之约，皮裘赎回;皮裘向主人倾诉自己三年来的遭遇和离别之情。主人公的心境由对皮裘损坏的惋惜转为对皮裘被耽搁三年的悲叹：“凝睇处，叹毳幕毡庐，久把文姬误。”这句是用典。东汉蔡文姬在汉末战乱中被匈奴所掳，嫁于南匈奴左贤王多年，后曹操将她赎回。“凝睇”意为凝视。“毳幕毡庐”指匈奴族所住的毡帐。把将皮裘赎回比拟为蔡文姬归汉，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对皮裘的深厚情感。全词结束时，主人公想到今后，心境又为之一变：“花风几度，怕白袷新翻，青蚨欲化，重赋赠行句。”“花风”是指春风;“白袷”，白色夹衣。“青蚨”即钱，据《搜神记》载，钱能象青蚨虫一样地飞去又飞回。此时主人公的心情是深切担忧，怕春暖花开，夹衣做好，钱用完时，皮裘又要和他重新分手，他只好再带着痛惜之情写下送行词章。
这首词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描写赎裘之事，以曲折多变、摇曳生姿的心理描写见长。主人公由赎裘而产生回忆、联想，由赎裘而产生悔、愁、喜、怒、怅、惜、叹、忧等种种复杂情感，这些复杂情感随皮裘的命运而起伏变化。词作以一连串形容心理状态的词描写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常常极妙地表现两种心态之间逐渐置换的渐变过程或突变过程。由懊悔而忧愁、由惆怅而惋惜、由惋惜而悲叹、由悲叹而担忧，这是渐渐变化。而由愁而喜、由喜而怒，这又是反差极强烈的心理突变。通过极为细小的赎裘情事，淋漓尽致地刻划人物的种种心理状态，展示人物生活的某个侧面和某种性格，正表现了词人善于寄兴的特点。
这首诗写作者因见衡山花开而想念久别的故国家园，用衡阳回雁峰故实喻自己与北飞的雁群互相竞逐，表示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此二句诗人从眼前衡山梅树南枝新开的花，自然回想久别的长安家园。以楚树新花象征人生有了新的机遇、新的希望。柳宗元的故乡有数亩良田，山丘上建有亭台馆舍，池塘与深泽碧水相连，这美好的家园引起了游子的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
以上将蕴藏已久的思归情绪，借早春新花开放表露出来，郁积的愁闷，仿佛豁然开朗。
“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衡山有回雁峰，传说雁到此即不再南飞，春至又返回。这里运用了回雁峰的故事，实指北归的鸿雁。在这难得的晴朗春日，我恰好和那些雁群相随北归。敦促弟弟也快点启程，由于心情好，就觉得天气也好，路也好，而且恰逢大雁北归，多好的兆头。
末句以眼前景物作结，雁能传送书信，更点出“寄”弟之意，可谓余音袅袅，情绪开朗，表现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也体现了在贬永期间与之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深。
全诗即景生情，温馨脉脉，相邀相约，尽在物物之中。京都名园，令人神往；春和景明，楚树南枝；晴天归梓，载欣载奔；南雁北返，峰前成阵。这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是心灵的洞察，是寄意的心旌。羡雁阵比翼相逐，恨故国返而不得。深婉蕴藉，期待有嘉。